近日,一张“恩施状元游街”的微博图引起关注。4名身穿校服的小伙子扛一块大幅“喜报”,一名胸戴大红花的男生站立在一辆黑色轿车中,紧随其后的是数十人组成的腰鼓队。日前,学校证实此事。校长称,鼓乐队是学校花钱从外面请的,载着状元杨元的轿车是向朋友借的。(8月1日《楚天金报》)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数百年前,金榜题名和状元游街,堪称古代科场举子殿试后梦寐以求的大事。不想数百年后时空逆转,如穿越剧般的“状元游街”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尽管高考状元未必直接等同于社会权贵、也不见得一定是未来精英,但寄寓在高考利益链上的资源配置法则没有转身,“状元”自然就是各方利益主张的重要筹码。

“状元游街”,状元不过是活道具,主角其实是学校。不管这状元是如何掐尖生成,只要一举成名,则意味着学校能争取更多优质生源,而在财政或政策支持上,状元自然也是不可小觑的权重。地方当然也需要状元,这是重要的教育政绩。在经济发展无法一步登天的时候,卯足了劲培养一两个状元,显然难度小很多——这也是各地都喜欢自诩“状元之乡”、“教育之乡”的意思。再说,很多地方不是三国之地、也非名人故里,有时连黄蓉郭靖的亲戚都蹭不上,多几个高考状元壮壮声势,也是引资招商的一大谈资。在一个高考状元都能代言“贴身侍卫”学生内裤的年代,发掘状元经济上的增长点,还有什么不能穷尽一切智慧的理由?

禁炒状元,年年话语铿锵,年年沦为笑谈,乃至今年终于了无声息。我们自然还记得2011年教育部门关于禁止炒作高考状元的禁令,结果呢?三令五申后,状元产业链依然红火——一个问题不言而喻:若没有权威教育部门对分数排名的“透露”,又哪来状元、超级班等热炒的辉煌?高考上的癫狂,当然不独独热炒状元这一出。从多足鼎立的自主招生,到乱象丛生的加分政策,乃至教育部日前还重新调整发布了招生录取工作“十条禁令”,明确禁止高校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签订“预录取协议”,不得以高额奖学金吸引生源,严禁高校间恶性竞争等。凡此种种,都说明传统高考机制亟待系统化调整。

“状元游街”,不过是唱给高考改革的一出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有了、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的目标也指日可待了,眼下看来,连异地高考都要搁浅在“京沪考生”等特殊利益群体的门槛上,高考制度的整体变革还要经历多少阵痛与迂回呢?游街的状元,不过是以应试教育为代表的高考积弊的一袭底裤,我们无法苛责当事学校或地方的激动与兴奋,却当审慎反思:游街的幸福,要以多少考生的不幸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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