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7月15日
地点：国贸三期三层宴会A厅
会议主题：远见引领世界—《哈佛商业评论》中文新刊庆典
杨锐：女士们、先社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光临由《哈佛商业评论》中文新刊庆典仪式，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今天我们庆典的主题是“远见引领世界”。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市场依然是引领世界市场经济复苏的一块热土，中国在实际上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11年中国企业根据《财富》杂志2011年统计已有69家跻身世界500强。技术的进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平坦，在这个平坦的世界里，中国的企业面临的竞争焦点在于商业竞争中的战略和领导力。《哈佛商业评论》是哈佛商学院标志性的刊物，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商业评论期刊。1922年，它创刊了，我说创刊《哈佛商业评论》的人具有不同寻常的眼光。因为就在于就在此前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革命取得成功的中国共产党，商业上必须取得成功，一定要提供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哈佛商业评论》，因此就诞生了《哈佛商业评论》。因此，90年后的今天，非常荣幸的是我们的《财经》杂志与哈佛商学院的《哈佛商业评论》联手打造今天我们强烈推出的《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今天很荣幸能与来自哈佛商学院、《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中国各大商学院及企业界的诸位教授、学者、企业家们一同见证全新《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诞生，一会儿我们将就管理中的决策及打造世界级企业等话题与各位展开深入讨论。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致词嘉宾：哈佛出版集团CEO David Wan，有请致词。
David Wan：大家下午好，首先，非常抱歉我无法用中文做发言，我中文的能力非常薄弱，我94岁的母亲现在还能够听得懂我说一点中文，但是她总是说，孩子你中文说的真棒。所以，我也非常欢迎大家，我们诸位发言人以及嘉宾今天来参加《哈佛商业评论》中文新刊庆典，非常高兴大家来到这里。哈佛商学院的校长在这里也向大家表达了他衷心的祝贺，祝贺我们的中文新刊团队能够成功的推出《哈佛商业评论》中文新刊。也非常荣幸能够和《财经》杂志以及财讯传媒一起合作发起这个新刊。所以，在未来我们将会共同分享我们对未来的愿景，而且我们的中文新刊将会从两个机构里面都能够获益。我们这个新刊将会改进我们的管理，同时也会对全球带来重大影响。我们包括我们的《哈佛商业评论》以及我们的书籍，还有我们在线书刊，还有不同学习的项目，我们会关注三个最主要的官方第一就是我们商学院的老师，包括我们EMBA，还有MBA的学生，另外就是我们的大学和开发性的机构。第三就是一些单独的个体的管理人员，包括在新兴国家，以及在一些新兴的机构以及比较成功的机构的这些领导人。通过我们所提供的所有的信息和内容，《哈佛商业评论》也是我们旗舰性的一个平台，而且也是关注与改进管理。
《哈佛商业评论》也是希望能够成为全球的企业领导的可信任的一个顾问，我们也希望《哈佛商业评论》的中文新刊也会成为在中国的企业领导的最可信的顾问，而且我也相信，今天是非常好的一个起点。我们也会和中文新刊一起出版，所以哈佛商学院以及哈佛出版集团不仅仅要追求了解全球的需求，让大家了解关于管理方面的需求，同时我们也会不断的追求在全球把这些非常好的概念得到应用。我想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新的想法，新的概念。所以，我今天也是和大家一起能够开启这个旅程，谢谢诸位！
杨锐：谢谢David Wan。虽然您的发言非常简短，但是非常有力，非常感谢！下面有请财讯传媒董事局主席、《财经》杂志总编辑和《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总编辑王波明上台致词。有请王波明先生。
王波明：谢谢著名的央视主持人杨锐。David Wan、Adi Ignatius，首先感谢你们，也感谢各位来宾参加见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诞生。在这里，我想说一句，到哈佛上个学，特别是到哈佛商学院去上个学是我一生的梦想。但是，到今天这个梦想还没有实现，因为当初人家也不要我，所以只好跻身与哥大。但是，我也想去哈佛上学，可能是在座很多位嘉宾的梦想。我想做一个现场调查，咱们去过哈佛商学院的人在座的有多少？举一下手。有1/10的人去过哈佛商学院学过习，前两天哈佛商学院请我去有一个对话，我看一下，咱们每年能进到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可能也就10个人左右。但是，我也在想，为什么非得要去哈佛上学，今天我们在这儿推出了《哈佛商业评论》的中文版。《哈佛商业评论》在咱们阿迪·伊格内修斯的领导之下，汇聚了哈佛商学院教授的管理大师们的智慧。同时《哈佛商业评论》又是一个比较开放型杂志，它同时还汇集了全世界顶级的管理大师为《哈佛商业评论》贡献他们的智慧。
那么，这样就使得我想起来，可以咱们不去哈佛商学院去学习，我们就读《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就可以了，咱们自学成才。当然《哈佛商业评论》汇集了全球管理大师的智慧，中国是在30年的改革当中我们也涌现出一大笔优秀的企业家，同时还有他们汇集了他们的管理的思想，就是中国企业家思想。作为新一版的《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也在里头有一个部分能给大家分享，就是咱们中国企业家的管理的风范。最后，感谢David Wan、阿迪·伊格内修斯，然后我特别要感谢《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编辑团队，他们能够出了这么一个优秀的第一期，我相信今后应该多期也都是同等的优秀，里头有很多文章，我有非常冲动去读一读，所以谢谢大家！
杨锐：推出《哈佛商业评论》的中文版就是来中国，为中国的学者、企业家提供一个平台，接一下地气。接下来有请帮助我们接地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先生上台致词。
魏建国：我刚刚陪习副主席从苏州开中非民间合作论坛回来，这个礼拜将举行中非合作论坛第五次合作会议。我想借用非洲一句著名的古老的言语送给我的好朋友王波明先生，也送给我的另一个好朋友，我们商业评论的总编辑。“一个人独行可以走得很快，几个人共行则可以走得很远”今天我们来参加美国的《哈佛商业评论》和我们中国《财经》杂志有一个共同合作的诞生的仪式。
众所周知，美国的《哈佛商业评论》已经创刊了快90年，过去曾经影响了包括基辛格、柯蒂斯等好几代全球著名的经济学者和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它也曾影响了像老一辈的厉以宁、吴京年这样的著名的中国经济学者，同样它也影响了像方纲这样新一代的年轻的学者。因为这本杂志既有着跨越全球视野的最前卫的理念和观点，有着最优秀的指导思想、方法。应该说这本杂志也是我最喜爱，最崇拜的一本杂志。
我特别高兴的是，在王波明先生的卓越的思想指导下，中国《财经》杂志同美国《哈佛商业评论》能够共同签署一个长期的战略的合作协议，并且要整合英文版的《哈佛商业评论》里面的最新内容。并且能出版处中国企业家，中国学者和中国经济人，以及政府部门所希望能看到的中文版的全新的《哈佛商业评论》。这无疑是我们中国经济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我代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表示热烈的祝贺，我衷心的祝愿这本杂志能够真正达到出招之路的作用。出招是给中国政府，中央政府，各级政府能够出高招，也要对世界上当代的情况给以解惑，并且给中国企业家走出去之路，给500强国际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之路。
最后，我衷心的希望这个全新的中国版的《哈佛商业评论》能够推进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以及中国企业下一步的全球化，特别是走出去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杨锐：非常感谢魏部长。全球化的今天，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跨国企业和中国的大型的央企面临更加竞争的局势，更加复杂的环境。那么，这给决策带来许多的挑战。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接下来我们有请中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先生和我们哈佛商学院评论总编辑Adi Ignatius就这样的话题展开针锋相对的对话，有请二位嘉宾。
Adi Ignatius：非常感谢杨锐，也非常感谢各位能够今天莅临。我很简短的说一下这个庆典也是我们的一个梦想。多年前我就见过王波明，三年前又见过他，我在达沃斯跟他讲，我们需要找一个新的合作伙伴在中国做《哈佛商业评论》。你可以帮我们吗？波明说那我就来吧。3年过去了，我们也是跟以前的合作伙伴协议到期了，我们也是寻找相关性最强的，最完美的合作伙伴，我们感到这次能够合作成功，非常高兴。
傅成玉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待会儿请您谈一下您的一些思想，包括在管理、领导以及这个方面的一些思想。
我想先问一个比较新奇的问题，我们刚得到一些新的数字是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最近几个季度都是低一些，这个对于像一个大型国企的领导看到这样的数字，它对您意味着什么？对您总体战略有什么影响？
傅成玉：这个问题对我们所有企业来说，不是等它发生了我们才想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其实任何一个公司的领导都会对未来的3-5年做比较充分的准备，尽管我们判断不是很准确，但是大致方向不应该错。所以，今天发生的事情不是今天我们才知道的，而是在2年前我们就预计到经济会放缓。所以，在经济放缓到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意外。在公司管理上，对未来的3-5年，无论是欧洲、美国、日本还有其他新兴国家，以及我们中国，我们想总的趋势应该作为企业来说，应该有一个方向上不应该判断错。所以，我们在管理准备上，也不应该有大的惊讶。
那么，今天的中国经济放慢，对我们来说已经按照放慢安排来准备的。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回归到正常的发展趋势上来。
Adi Ignatius：现在比较时髦的就是中国还有西方的经济学家开始对未来的中国增长表示悲观，您对中国未来是悲观还是乐观？
傅成玉：这个乐观是与美国、欧洲、日本相比较而说的。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没有结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刚刚开始，尽管前30年我们一些红利吃得差不多了。但是，中国正在上升时期，上升期间它有很多的空间来消化我们目前存在的一些障碍或者是挑战。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看到的红利好象是没了，其实我们潜在的资源的潜力，资源发挥效率的潜力，以及我们制度的潜力，还有我们创造的潜力都没有得到充分释放。所以，总的来说还是乐观的。
Adi Ignatius：在美国，您也知道今年是一个选举年，美国的企业家现在也是经常给奥巴马总统提出建议，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修好美国的经济。您会怎么建议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呢？您要给中国最高领导层提出什么样的政策的建议？说哪些政策对中国是最好的？
傅成玉：给予中国领导人，比我强的人都多，他们早都给了。我现在只是给我们商业界和我们公司的朋友们一个建议，就是在中国经济恢复到正常发展速度的时候，我们发展的时间还是短，我们仅仅经过了30年。这30年绝大部分时间在于内部改造，同时我们加快了向外拓展这个步伐。但是，我们根本的竞争力还不是很强。所以，我们重点要放在练内功上，把企业的竞争实力建立起来。像我们老企业，国有企业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完成工业化所需要的制度、体系与现在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这个建设上，老企业的改造上，还有企业还存在社会管理问题的稳定上。
所以，中国企业我们和你们西方企业一个最大不同就是我们不仅要发展，还得要深化改革。这个改变我说了你不一定全懂我们什么意思。这个改革，举个例子，我们的体制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的内部的设置，比如说我们过去搞减员增效，减员，员没减下去，效也没增起来。我们中石化过去有30万人叫买断了，实际上没有买断，他们生活有困难，但是工作也没了。我们就要把这30万人的发展也要解决好，这是西方企业没有的。另外，我们中国好企业来由很多半社会的职能，城市化的建设我们还得管，所以这又要有一个改革的问题。
另外，因为涉及到这些人，你一改革，他自己有没有保障，将来的发展有没有依托？他一担心，又有稳定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发展对于我们中国的老企业来说和我们简单的谈《哈佛商业评论》，简单的谈企业管理我们跟你有相当大的不同。所以，它有更多的复杂性，我们的管理现在叫创新发展的管理。
Adi Ignatius：我们再多谈谈这点，的确刚才几位发言人都说到了，《哈佛商业评论》是希望能够把一些海外的做法带到中国，让中国的管理者更好的理解这些概念。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中国这边的了解一些做业务的管理办法。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中国的管理之道？西方可以学习呢？
傅成玉：有，现在包括我们改革开放前30年，主要是引进，主要是学习。这个学习就是我们把国际上的管理的先进理念学过来。但是，在做法上，我们很难学。比如说我们前边的商学院院长好几位，就MBA、EMBA都教那些案例，这些案例的产生是在发达市场环境下产生的案例。但是，拿到中国来，很难应用。我们的很多年轻人参加MBA课说非常受启发，回到公司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没带来什么效果？为什么呢？我们的体系没改，你的案例是在另一个体系的环境下产生的，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整个体系没变的情况下，学了那个理念发挥不出来。所以，必须内在的，就我们公司内在必须把这个体系，把我们原来的体系改了。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改造成西方的体系，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创新发展的问题。我们把你好的理念拿过来，把我们原来不适应的体制改掉，同时还保留我们自己原来企业文化特征。这样就把它糅合在一起，新的管理模式，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我们原来的，这就变成一种新的，这个新的就是我们的创新发展。
Adi Ignatius：如果您的企业不是国企是私企您的工作是不是简单点？
傅成玉：当然简单了。对我来说，如果是私有部门或者私企，我可能关注的是增长，怎么管理一个企业，怎么满足我们的增长。但是，在国企里面我们也面临很多，我们实际的数量比我们真正需求要多得多。所以要了解怎么能够让他们更加有创意，而且生产效率比以前高。但是，你不能只说把这些员工解雇了，多余的解雇了。中国企业有很多人，比如说有94万员工包括一些退休员工，还有一些目前准备下岗的这些员工。但是，得需要非常谨慎的处理这些准备即将下岗的员工，不能说我给你点钱，之后你就离开这个企业好了，这个肯定在我们的文化里不可以。
Adi Ignatius：您也和很多美国企业打过交道，有些非常成功，有些非常不成功的经验，尤其在做并购的时候。当时准备购买中石油没有成功，能不能介绍一下美国人是不是政府的理解中国企业在全球的拓展战略呢？
傅成玉：你说有的时候是失败的，有的时候是成功的，如果就那件事儿来说，办成没办成可以说为失败和成功。但是，就我经营企业来说，是成功的。举个例子，我们收购优尼科石油没有收购成，如果从没有收购成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失败的。但是，我想咱们HBR你们可以查一下世界所有兼并收购的案例，有没有一个没有收购成的案例？到最后两个月时间内公司的股票价格增长了111亿美金？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对股东汇报这个角度来说，对公司价值增长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成功的。另外，你说
美国的政治家理解不理解我们中国投资者的行为。从政治家的角度，甚至包括很多媒体的角度，应该说很大一部分不理解。但是，应该说今天和05年之前应该有非常大的进步，我们收购之后，美国一些议员政治家也进行了反省。他们后来访问中国的时候，很多议员来中国希望见一下我，见的第一句话都说对不起，我们这个事儿做得不对。所以，至少从这个事儿我们有所改进。再加上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后续的发展又做了很多投资，没有那种文化氛围，或者政治上的抵触了，其中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投资方式改变了，不是以收购公司这种方式进行的。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是互利共盈的。总得，我感觉美国投资环境，特别是对我们这种中国投资环境在有些领域在改善。但是，在有些领域贸易保护主义还在加强。所以，这就反映了美国的一个复杂性。但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和合作，甚至包括政治合作是不能中断的，也不能停止的，所以合作还会超越摩擦，我们相信我们还会在美国加大投资。
Adi Ignatius：我也希望如此。《哈佛商业评论》也出版了一个研究报告，它说全球70%的并购都是失败的。所以，中石化也是做了很多这样活动，你们怎么确保你们的并购是成功的？
傅成玉：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仅仅是说数据，实际上对于整个全球来说都有一定的挑战。我们所做的是和国际性的这些企业的并购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文化的影响，我们不是仅仅强调一旦买了这家公司，我们就把原有的员工驱逐掉，我们还是让这些员工继续在公司里工作。比如我们也做了一个投资，大概投资量是10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到目前为止我们投了1000亿美元，我们直接雇佣的人员是5000名国际员工，但是只有不到200名员工是中国人在海外工作，我们派出去的中国人。所以，这些国际性的人才他们工作起来因为对市场比较了解，所以比我们做得更好，他们知道怎么和政府，和客户以及利益方打交道。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处理的一个战略，从来不会说把原有的员工从公司里踢出去。
Adi Ignatius：能不能介绍一下中石化购买一家石油加拿大控股公司，应该是最大的一笔并购吧？
傅成玉：应该是最大之一。
Adi Ignatius：能不能介绍一下，看起来这个好象本身企业并购之后也是非常成功的，怎么能够把它和你们企业文化结合起来呢？
傅成玉：这家企业也是我们单笔投资量最大的一家公司，是在瑞士上市的一家企业，在6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运营。我们只派了两个人参与董事会的活动，而其他的所有的管理层以及专家员工等等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来还可以继续留下来。所以，他们现在工作还是非常正常进行的。我也没有看到目前存在就说我们收购了之后对他们有什么新的挑战。
第二、这个管理层做的非常好，而整个团队工作起来也非常良好，唯一的问题就是现金流的问题。他们现金流比较薄弱，因此我们把这个管理理念就完全实施，就说完全相信他们，我们相信他们有怎么样的产出，都由他们来定。所以，管理层以及整个团队他们是全权负责，
傅成玉：这家企业也是我们单笔投资量最大的一家公司，是在瑞士上市的一家企业，在6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运营。我们只派了两个人参与董事会的活动，而其他的所有的管理层以及专家员工等等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来还可以继续留下来。所以，他们现在工作还是非常正常进行的。我也没有看到目前存在就说我们收购了之后对他们有什么新的挑战。
第二、这个管理层做的非常好，而整个团队工作起来也非常良好，唯一的问题就是现金流的问题。他们现金流比较薄弱，因此我们把这个管理理念就完全实施，就说完全相信他们，我们相信他们有怎么样的产出，都由他们来定。所以，管理层以及整个团队他们是全权负责，我们所应该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来进行跨文化的风险管理。我们不是说把我们的文化带起来改变所有的企业文化，我想这个不会说有一种文化比其他的文化要强，我们所做的只是把这个文化进行整合。我们进行一定的培训之后，让他们来做工作，所以我们发现这种国际的员工他们也在像他们的员工接受中国文化的时候比我们接受中国文化好得多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而且非常完美的整合的一个管理团队。所以，我想现在现金流比以前好得多了。
Adi Ignatius：现在还有几个问题的时间，我想听听您介绍一下领导力，您从业务的角度上来说，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好的领导？
傅成玉：作为像我们这种中国企业刚刚发展起来时间不长的企业，又要走向世界的企业，远见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对于远见就是判断世界未来的走向，像我们的行业，世界经济发展往哪儿走？世界技术发展往哪儿走？他们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是什么？对我们行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眼睛要始终盯着经济上的主要事件是什么？政治上未来主要倾向是什么？技术上的发展可能对行业产生什么影响？这个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判断。那么，特别是现在，现在整个全球经济模式在重新在再塑的时期，发展推动因素也产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对于行业往哪儿走我们必须得清楚。
第二、在行业中我们怎么样走到前面去？因为我们过去30年是一个追赶者，我们能够追赶上以后，怎么样能够既赶上，又要领先，又要起领导作用，必须知道将来的世界需求是什么？将来的市场在哪里？市场需求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的转型，现在任何的传统产业离开了对环境的关心，对气侯变化的关心，对能源效率的关心没有出路。所以，我们传统的石油化工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是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那么，我们必须把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变成绿色、低碳、健康、安全的产业，而且提供这些健康、安全产品，这就需要现在就要转型，就要改造。所以，现在不做，我们将来很难有出路。那么，这是一个讲我们对将来的发展方向。
还有一个，我们中国企业不能忘了我今天站在哪里？我们都知道，往前走是怎么走？但是，今天每一个企业发展它的行业不同，公司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就是你能做什么的能力不同，还得根本你今天有什么能力决定第一步怎么迈？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创新发展，就是要把将来需要的东西包括我们《哈佛商业评论》所提倡的一些管理理念还得和我们今天自己的内部环境，内部条件结合起来，然后看我们今天能做什么，怎么做？所以，我们的发展方式一定会和我们西方的企业不一样。但是，我们理念相同，做法不同，最后也要创造有国际化竞争能力。
Adi Ignatius：再跟进一个问题，作为一个领袖个人，有一些人根据数字、指标做决策。您是一个比较超脱的领导人，还是喜欢直接管事儿的人，还是您喜欢放权？您是哪一种领导风格？
傅成玉：方向绝对不能错，如果方向错了，我们犯根本上的错误，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制定发展战略。在明确了发展战略的情况下要选择发展路径。我们都知道往哪儿走？但是，怎么走？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包括管理路径和技术路径，都对你最终能不能实现你的目标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第一指完了方向，确定战略，后边我们就要用团队落实怎么样实现这个战略，怎么样实现发展目标？选择什么样的路径？这个落实的过程当中，我本人只是指导作用，最终我们是整个管理团队董事会确定，确定完了是执行，基本就不在我手里了，由执行团队搞。我们公司人员特别多，我也没有那个本事，什么都管，我更没有那本事什么都懂特业务上，所以让懂得人去做他们能做好的事儿。
Adi Ignatius：非常感谢您，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访谈。
杨锐：谢谢Adi Ignatius和傅总。我们刚才听到两位先生的对话可以说互相启发。我想这个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因为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比如说傅总来自于国企的一位领导，他感觉到跟Adi Ignatius能说清楚他到底做什么样的工作实现国企改革。比如非大规模的人员臃肿的这样一个官僚机构如何来去改掉，或者裁掉这些所有的人，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另外，我们也有很多东西要从西方的商业文化，商业哲理当中学，这样才能够指导如何发展。我可能特别有印象的一点就是说傅总在回答一个Adi Ignatius非常难的问题的时候讲到中国发展潜力巨大。比如说这种改革还尚未成功，我们仍然有很多来自于进一步发展潜力的空间。这个我想到我们现在劳动力的富裕现在越来越少，年轻人还是很多，但是他们对收入的期待越来越高。我们也在给外国朋友解释，我们可能是同舟共济，但是读的不是一页书。所以，这个可能是中西这些企业家沟通的时候需要了解的。接下来我们有请前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先生发表演讲。
秦晓：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看法。首先，我觉得我都很高兴看到《哈佛商业评论》在中国落地，刚才大家都讲到，继续向中国传播一些好的新的理念，也可以从中国正在发生剧烈变动的经济变动中了解一些新的东西。今天的会议叫远见引领未来，我们先要看看对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是怎么看？刚才傅成玉老总也讲到几年前他们也看到情况了。这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碰到了一个周期性和结构性叠加的问题，总体来说都是下行的风险，因为周期性的问题有欧洲的有美国的，金融风暴之后受到的影响还在发展作用。对中国已经有很大的经济体必然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一季度的经济指标是逐步下滑的，到了第二季度应该是到了最低点，这是周期性的问题。政府会采取一些货币政策，当然我不认为会采取像09年4万亿很强的政策，我不这样认为。
但是，这个政策的效果还需要一些时间，总体看法就是在下半年的时候环比上会逐步的上升，减速会回落，全年业绩接近8%，或者8%的样子。但是，这个来得很快，对大家来说是有一些明显的影响。当然说起来更大的影响是中国经济是不是进入一个拐点？这是有争议的，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政府官员都讨论到这个问题。一派观点认为由于人口红利的衰减，由于拐点的到来，由于一些外部需求结构的减少，中国两位数的增长已经到了拐点，会降到8以下，当然这指需要一段时间慢慢实现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工业化、城镇化还没有完成，我们还有农村现代化，中国还有一个未来20年后更长时间享受8以上的增长。
我个人比较同意第一种观点，我觉得第二种观点大多是用一些实证研究，比如说韩国和美国，它有多少年的增长期，从经验的实证研究。第一种观点认为有一些具体结构性的研究，一些数据研究。那么，这个问题还在争论中，大家也可以关注这个问题。作为企业家，我想我们宁可把情况估计的更差一点，这样会更稳妥一点。如果我们认为中国未来进入拐点，拐点首先不是一个坏事情，我们从10降到7，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只要这个下滑是一个平缓的有序的过程，我想它会更平衡。我们原来增长是一个不太平衡的增长，会更可持续，会腾出更多的空间为我们的制度改革提供一个机会。
当然，对企业来讲，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两位数增长的外部环境中，即便当时全球经济也是进入了一个十年的黄金期。那么，经济全球化又为我们生产边界大大的扩展了，这个会造成什么结果？就造成一个投资冲动的，规模扩张型的增长。每个企业都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说企业增长主要的源泉不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不是结构的调整，不是资产的优化，不是人力资本的提高，大部分是靠投资，规模扩展。有那么好的黄金时期，这件事情做了也是应该做的。问题是，像傅成玉老总刚才讲到了，要未雨绸缪，早看到问题。而且，最终企业的竞争力要回归到它的竞争行上，就是它的劳动生产力上去。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将来进入一个拐点，那一个最大的命题对中国，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我们曾经在两位数增长下活得很好，我们能不能在6、7的增长率下活下来，或者活得很好？说起来好象简单，大家去算算帐，这个帐就大了。两位数可以把银行的不良率消化掉，银行没有什么不良率，只要每年增加二三十贷款，分母越大，不良率仍然是1%，2%，那要是6、7，银行会不会有更大的不良率。有些企业，从盈亏表上看，我们每年的利润都是6、7，资产负债表上看，我们原来贷的款就会转为效益，负债方见效，资产方增加，有些资产被认为是好资产。如果到了6、7，我们有没有那样的贷款能力，还款能力，那个资产原来是好的，是不是就变成不好的是。所以，对我们现金流量表，对我们盈亏表，对资产负债表都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怎么办？我想一定要从企业的治理，企业的管理，企业的制度，企业的流程，还有劳动生产力诸方面解决，就是刚才傅成玉讲的练内功。
我觉得有几个均衡要把握，不管它整个的趋势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对于一个企业家我觉得可能有不同的应对，但是总体的一些它应该有几个均衡。一个是资产质量规模，我觉得资产质量，就是速度质量和规模这三者的平衡。一个企业的发展，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无论说总资产规模的增长的百分比，还是利润增长的百分比，这个就表现在它的速度上去了。一个是他的规模上，就是他最后在5年中，10年中要扩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不但是横向的规模，还是纵向一体化的扩展，还是一个网络性的，都有一个规模的东西。还有一个资产的质量，在行业中它的技术含量，它的产出能力是不是好的。我想这几个之间有一个均衡关系，他们本身是互相依存的，但是如果有一个跑得快了，可能造成几个失衡，在短期内的失衡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容忍的，但是如果长期失衡，就必然产生问题。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就是讲规模质量效益的均衡发展，我认为是企业的长青之路，做起来大家都有大家的经验。
第二个就是效率和制衡的关系，我们现在出了一些风险，当然不好的风险更大，有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我们就要在一个企业的治理中和决策环境中加强各种制衡，避免风险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企业的治理、管理也必须保证它有一定的效果。如果说企业完全没有效率，这个企业也是有问题的。这两者既互相依存，又不完全互相都能兼得。就是能在制衡和效率中找到一个均衡点，也是我们领导人体现领导能力的一点。
第三配置组织。我们定价的时候，治理市场资源的时候，可以用市场的方法做，也可以用组织的方法做。比如我买一个产品还是买一个工厂，这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我需要这个产品，有两个选择，一个我自己去市场买，一个我自己建厂。你建一个厂就把市场交易内化为组织内部交易，相当于一个组织行为了，要在市场上买，那就是一个市场交易，这是一种选择我们经常会面临的，是不是大而全就最好？不一定，是不是完全依靠市场，没有自己一些核心部件的生产？也不是。一定有交易性质和交易结构。主要的高管的配置，我们董事会是一个股东，有一些独立董事，但是CEO这些东西是由组织派，还是由市场选择？也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我们的主要的一些中层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更多用组织来安排，还是用市场选择？我想两者是结合的，两者都需要。但是，如果事情能做到的事情尽量由市场来做，因为市场有一个比较好的定价机制，有一个比较低的成本。我们总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指标来评价每个人，其实市场会给你提供一个价格，这是人员的配置。刚才讲人员定价，奖励、激励，都搞出一套一套的东西来，包括我们国资委也是用预算考核。其实这些事情很多由市场来做，一个财务总监，一个信息总监，一个首席风险官，一个法律总监，甚至一个CEO值多少钱，市场是可以告诉你的，他今天做得好不好，市场也可以告诉你。你自己设定的很多指标，其实并不能完整的反映这个事情，因为你也不能判定是市场好了，还是他做的好了，是他享受了钱的成果，还是他做得好，是他透支了未来的人的成果，还是他做的好，这个断定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一个现代企业的领导者永远面临这样三个均衡，我们未来会遇到更大挑战，我希望大家能够把中国企业做好，谢谢大家！
杨锐：以前只知秦晓先生是招商局董事局的老总，没想到今天一番谈吐像大的经济学家，三个均衡理论让我们感到受益匪浅。在短短的他的演讲当中，我们收获了无线，非常感谢秦先生具有启发意义的演讲。接下来我们非常隆重的推出《哈佛商业评论》中文新刊庆典的启动仪式，有请下列嘉宾上台。首先，有请：
王波明先生、财讯传媒董事局主席、《财经》杂志总编辑，也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总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先生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先生
前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先生
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先生上台为我们开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启动仪式，有请各位。这个仪式非常独特，它的创意源自于我们古老的印刷术，主办方非常有心思的制作了“哈佛行业评论”这六个字的字母，接下来请我们在场上的嘉宾分别把你们的字放到后面的灯箱上。
（启动仪式）。
杨锐：今天我们财经总编，也是我们《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主编王波明本身就像“一尊佛”，他把一个“佛”字帖上去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合个影。
（合影）
杨锐：我们继续演讲这个环节，接下来我们有请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先生上台演讲。
董文标：非常荣幸能参加《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一个发行仪式，这个发行仪式搞得很有特点，很有特色。另外，波明先生说让我讲一讲，我也没有准备，是临时出差回来跑来讲一讲，谈谈看法。
这个题目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我觉得远见这个东西有时候是要有远见，但是有时候也是碰上，赶上这样一个机会。现在我想谈的大体有两三点。
第一、目前中国银行业，就是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挑战。这个挑战大体上我归纳一下刚才谈远见，大体上有两三点。第一点挑战就是利率市场化，其实这个东西争论还是比较多，但是我自己认为，像利率市场化在中国现在推动这件事儿确实基础环境还存在很大一些问题。因为现在80%多都还是银行信贷资产，另外中国的银行业，大家基本上都还比较适应于银行贷款这种方式。如果利率市场化，当然我提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利率市场化起码市场没有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也不完善。比如像资本市场，搞这么多年就几万亿，另外信托也就几万亿，资本市场也是4、5万亿，这110，120万都是银行的。作为利率市场化其实我们非常希望搞利率市场化，这样银行可以降低风险，降低沉重的负担，不然社会都靠银行。搞4万亿配套，每天开会，开会以后要银行搞了10万多亿，现在大家批判银行，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但是，银行在里面发挥很大的主导作用。08年我们发完以后资产一下子膨胀起来，前年、去年赚了很多钱，因为银行主要靠信贷资产累起来的规模，但是真正赚钱也不多，是1%，大体上整个资产只有1%，在整个中国行业利润中间他并不是特别高，但是由于资产累的比较大，所以盈利能力看起来很强。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感觉到银行实际上对利率市场化这个事情非常欢迎，但是就目前这种基础条件，它还不是特别完善。所以，我个人一个基本判断，未来3-5年，这个东西还是你说一下子就催生市场化，到最后受害的不是银行，而是企业。因为要贷款，我肯定是高进高出，不可能高进低出，你查归查，但是银行还是要讲商业规律，我高进一定要高出。所以，银行在这些方面，当然要做准备。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环境要进行改变。比如直接融资手段，比如信托，比如信贷资产证券化，这些基础设施完善起来以后，利率市场化这个东西才有可能更好的实现，这是银行目前遇到第一个问题。
第二、我觉得远见这个问题，比如说你现在中国商业银行也存在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公司治理结构一个缺陷，一个缺失。这样一种治理结构，远见引领市场，它就是不商业化，还没有很好的商业化，这样就存在很多问题。这个挑战也是非常之大的，你比如说我都讲过这个事情，大的银行，国有银行，当然这是政府绝对控股，股份制银行，基本上政府也是在控股。另外一些中小银行，城乡行改变出来的也是政府控股。所以，这样它的商业化程度不够，它实际上是公司治理有严重缺陷。这样的话，你说它很好，很健康的发展，确实也是存在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这是我觉得面临的第二个挑战。
第三、就是银行自身的问题，就是银行的电子商务化，就是电子商务银行，这一块是很大一个缺失。因为未来5-7年，像电子商务银行这块发展这个市场是非常强大的。但是，现在中国的银行在这方面好象是有了感觉，但是并没有真正发现到它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如何能在这些方面下大决心解决一下，在这些方面提升一下，这个对中国商业银行未来几年的发展意义非常之大。如果看不到这点，没有这样一个远见，我想5-7年以后，尤其是小型银行，将来生存确实会面临很大的挑战，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是大概中国银行业面临挑战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现在中国银行业走出去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挑战现在关键是中国银行业走出去干什么？因为中国银行业走出去它前提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并且中国成批量的，中国一些品牌企业走出去，这样中国银行走出去才有可能，将来才能赚钱。如果说中国这批企业没有走出去，没有批量走出，没有品牌的企业走出去，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现在欧洲一片箫条，包括美国，虽然有一点气色，但是也不好。去哪儿？去非洲。所以，这确实也存在很严重的问题，这是我个人归纳起来，现在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间，就在现阶段所面临这样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和挑战。
那么，面临这种挑战，民生银行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准备。比如说我们在07年民生银行我们就给自己做了一个定位，就作为民营企业的银行。当时08年大家喊国进民退，我们提前一年就定位作为民营企业的银行，就是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更主要的做出品牌，将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500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将来是市场，又是市场经济的主力军，这是一个定位。第二、民生银行要作为小商户的银行，就是要支持中国一大批小企业，微型企业让它做大、做强，作出品牌，这个我觉得意义非常大。我们大体上运行这几年时间，现在我们服务的小商户有60万户，整个发放贷款有6700亿，现在整个余额是2700亿。这个市场应该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因为中国很大，中国才有这么多小商户，小微企业，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的定位，我们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这种深化在未来几年一定要深化，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一个战略选择。
第二点我们迎接这个挑战就是完善公司治理的制度。民生银行大家都比较了解，民生银行应该说现在还是一家比较纯的大型私营公司，或者叫大型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所占的股份一直是一点点，它作为财务投资。所以，我们公司治理在不断的提升和完善，来改变原来一些比如一股独大，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使它更透明，更公开，更公正。
第三、民生银行前几天董事会专门研究对电子商务银行的建设，在未来5年，我们要打造一个5000人的团队来推动电子商务银行的加速发展，迎接未来这样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今天借助这样一个机会简单谈我的一些看法，谢谢大家。
杨锐：谢谢董文标先生，去年温家宝总理去温州市场引资银行意味着什么？因为中小企业贷款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下一步遇到的瓶颈之一。而我刚才恰恰听到咱们董文标先生代表民生银行把自己光荣的定位于民营企业，为中小企业贷款。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看到更少的私营业主跳楼，或者携款逃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能够找到希望。我们说乌云外面的一个金边，民营企业或者民营企业能不能获得贷款，也是他们实现竞争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这个也是温家宝总理访问温州的重要其实。而且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接下来有请有请按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先生演讲。
项兵：首先我代表我们学校对《哈佛商业评论》评论的新刊和王波明这次重要活动表示衷心的祝贺。我准备了一个小的PPT。远见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学校在中国的发展，乃至全球的发展主要靠远见。但是远见核心的一点就是要对现有局势的判断，中国经济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有什么不同之处，这块我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中国经济在历史的定位，这个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做了一个研究，他的研究证明，中国经济在过去20世纪，18世纪中国是第一，中国做第一不是第一次。两周以前开会的时候，哈佛肯尼迪的前任院长就说，把中国的崛起应该看成中国的再次崛起，而不是第一次崛起，这有他的道理。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最大的出口国。中国经济有什么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中国经济的开放性是很多国家，包括学者没有给予充分的认识。包括我本人，中国人太忙于挣钱，忘了好好分析一下自己，向世界解释一下自己。比如说我认为中国是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为什么这么说，有几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中国外贸占GDP的比例，去年到了55%，金融风暴2008年70%，过去10年一直在55%以上，和美国、日本相比，美国、日本贸易战GDP的比例大概28%，29%左右，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出口中国是出口第一大国，但是谁对中国的出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过去10年外资企业给中国的出口贡献率都超过55%，一度沃尔马中国给中国的出口贡献了10%以上，第一大出口商是沃尔马中国，全世界没有这么开放的经济，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可以如此之开放。比如说三星（中国），在中国的销售收入300多亿美元，从中国的出口也300多亿美元。所以，三星在中国的销售和从中国的出口加起来占了三星在全球40%以上的销售，一个韩国的企业能够在中国占有这么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是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另外，中国吸引的全球投资是1.1万亿美元，美国是第一，1.74万亿，我们持有的FDI超越了任何第三、第四。过去十年，外国直接投资第一大来源是日本，日本在我们国家投了4千多亿美元，我们在日本的投资少得可怜，从这一点来讲，中国确实比较开放。这一点我们对自己重视不够，全世界对我们了解不够，所以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成功，原因之一是中国是一个超级开放的经济体，无可置疑，你说金融行业是不是有不开放的行业，确实存在。从整体上来看，中国是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
从历史上来讲，中国不是第一次开放，历朝历代，中国开放，中国经济就繁荣了。无论是唐朝，还是明朝，还是宋朝，我们都是超级的开放。在唐朝的时候，我现在查了一下资料，做官做得部级干部的有2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印度人，一个是伊朗人，历朝历代，我们开放就繁荣，我们就成就了世界第一的地位。当然，你到中国的超市，中国的开放度也是令人震撼，到沃尔马、家乐福，这么多超市，多少品牌是中国的？几乎很少。整个联合国的牌子，如果有日本和韩国的朋友，你到日本和韩国看，外国的品牌很少。
第二点中国特色，著名经济学人都把中国的经济划分成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它有它对的一面，刚才傅成玉在这儿，把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加起来可能都没法相比。若干行业国企独步天下，银行业主要还是国家控制，包括中国上了财富榜500强66个都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很少。从这一点上来讲，中国确实有国家资本主义的烙印。如果中国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是不可能实现超过30年平均每年10%的经济增长，如果靠国家资本主义实现这种增长，必须上帝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所以，中国的增长还是民营企业非常恶劣的环境下茁壮成长。GDP民企的贡献已经接近60%，就业机会的创造民营企业80%，新的就业机会的创造，民营企业贡献了90%。所以，这就是真实的中国，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就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这对中国理解太肤浅了。
中国另外一种开放，在全世界各国，到日本，日本模式占主导地位，到英国，英国模式占主导地位，到美国也是美国模式，在中国IBM可以有丰厚的利润，丰田可以有非常大的成功，三星、西门子都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所以，全世界的各种模式，包括微软，都在中国进行实践和操练。所以，中国这个开放也是形成了中国非常鲜明的一个特色。所以，如果我们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如果我们想了解各国管理模式的融合、互动，中国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平台。
为什么需要远见？因为中国的经济环境不一样，平台不一样，三年一个结构性变化。第二、玩家不一样，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跨国公司，民营企业可以再细分，国有企业可以再西方。所以，中国企业这种多元，这种平台的独特性使得我们必须静下心来研究在中国这个土壤上的管理、竞争与合作。当然，这种研究我可以把它分成三大阶段，第一大阶段，刚才傅总也谈到了，把西方的理念传到我们中国。第二阶段，我们希望来产生一些新的思想，能更好的使得企业在中国的企业实现有效的竞争和合作。第三阶段，我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中国产生的管理思想可以影响世界，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所以，面向未来，在远见方面我希望我们中国的本土的企业，源自中国的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和《哈佛商业评论》一个深入的合作，因为有些挑战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比如说，如何实现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同时又能实现精英治国，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我们解决不了。第二、如何实现和谐社会，日本是一个经典案例，同时又能鼓励大风流创新，我所谓的大风流创新，像脸谱，像谷歌，在这方面，美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过于和谐的社会是扼杀大风流创新的，两者之间如何平衡？第三，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同时又能实现包容性增长？美国的基尼系数0.45，日本的基尼系数0.22，日本确实实现了和谐，但是这种等于是实现了包容和和谐，但是增长和大风流创新受到了很大的遏制。
所以，面向未来我们过去做了很多实践，面向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包括政府和企业如何实现良性互动，来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如果适合真正的创新，包括不仅企业创新，包括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包容性增长，这都不是企业能解决的问题，仅仅靠企业是不够的。如何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管理、贸易、投资都是全球的，但是政治都是本土的。今天，美国政府已经管制不了美国企业，10年，15年以后，我也坚信，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和越来越全球化，中国政府也管制不了中国企业，这是产生金融风暴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全球治理也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所以，面向未来，这一系列挑战都不是中国人或者美国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需要我们共同学习。
第二方面大的创新，就是管理和新一代技术的碰撞。现在N多行业都有可能产生颠覆性的技术，包括新一代的制造技术，包括新一代的互联网，包括纳米，这块也需要中国和美国的企业和学校静下心来共同的研究，为了人类共同的美好的未来，我们探讨一系列的远见。谢谢大家！
杨锐：谢谢项兵，几年前在上海做了一次访谈，他们认为中国在未来将会成为一个大的经济体，不会成为对世界的威胁。刚才他提到的几个事实我也很受启发，首先我们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因此在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对话中，大家也需要不断的学习，而不是互相职责。尤其是当前中国政府领导班子正在换任，也有很多人职责中国。另外在《哈佛商业评论》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互相沟通一些想法，怎样能够在文化、经济、政治上共同探索两个国家潜在的潜力，所以我们一起可以合作。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国也是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被认可为市场经济，那是十一年前我们第一次进入WTO的时候，自那时起，国旗已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振兴中国。但是，对此大家争议比较多。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如何让非国企，小企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商业银行在未来应该给中小企业更多的贷款。因为中小企业也为就业市场带来75%的就业机会，每年我们也有2千万新的
，几年前在上海做了一次访谈，他们认为中国在未来将会成为一个大的经济体，不会成为对世界的威胁。刚才他提到的几个事实我也很受启发，首先我们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因此在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对话中，大家也需要不断的学习，而不是互相职责。尤其是当前中国政府领导班子正在换任，也有很多人职责中国。另外在《哈佛商业评论》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互相沟通一些想法，怎样能够在文化、经济、政治上共同探索两个国家潜在的潜力，所以我们一起可以合作。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国也是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被认可为市场经济，那是十一年前我们第一次进入WTO的时候，自那时起，国旗已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振兴中国。但是，对此大家争议比较多。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如何让非国企，小企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商业银行在未来应该给中小企业更多的贷款。因为中小企业也为就业市场带来75%的就业机会，每年我们也有2千万新的职位或者就业机会。有2千万的新的毕业生，但是我们只能共提供800万的就业机会。刚才秦晓也谈到中国的竞争优势。大家最近也是开始逐渐的进行争论，对于整个国有企业应该怎么发展？实际上人口红利也逐渐走到了尽头。就像路易斯所提出的中产阶级的陷阱，我们周边也有很多的经济体不断的赶上，比如韩国，他们是非常好的例子，尤其怎么样避免中产阶级陷阱的例子。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值得学习，像今天这样一个平台也是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沟通，《哈佛商业评论》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大家分享一些想法。
接下来我们满中国上市公司卓越50人这个榜单有哪些人呢？接下来有请Insead商学院教授Rose Luo与我一起发布这个榜单。
杨锐：下面我们会介绍下面杰出的几个企业家：中国国航李家祥、中信证券王东明，格力电器董明珠、中集集团李建红、郭文叁、胡茂元、车数春。
Rose Luo：长新、郝伟哲、张桂平、马蔚华、汤世生、李彬海、周中枢、曹德旺、杨肇基、张永鉴、许季才、邹丽华、姜夏、王信、法兰克纽曼、张洪恩、韦江宏、王力源、吴平、董文标、夏鼎湖、芮友仁、管大源、梁尤能、陈义龙、王建宇、刘怀远、胡尔广、杜春才、杨启典。（榜单校对）
接下来由我的搭档和同事一起来讲这50人为什么获得了殊荣，有请。
Herminia Ibarra：大家下午好，我想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在Insead教组织新文学，我感到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介绍我们第一次对于中国的商界领袖进行排名，我们做的是长期市场表现这样的一个评估。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研究的背景。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儿？
这个项目是几年以前开始的，当时我们是找了一些Insead的同事，包括Rose Luo，我一开始在哈佛商学院参加工作，那个时候是很多年以前了，也是多年是跟《哈佛商业评论》合作，一起做一个项目，看是在标准世界500的这些企业他们的表现，当时做了一个全球的排名，当时我们包括像金砖40，还有标准普尔等的一些指数里面的一些企业，看他们的市场汇报以及市值的变化。这个项目虽然搞了很多年，但是中国这边很多人讲有一种短期主义的趋势发展。我们在这个方面希望以长期的业绩评估CEO，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做法。我们在全球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找到这些获奖得主其实是很多样。排名第一的大家很能想象的就是乔布斯，之后我们就看到其实不同的CEO就非常多样了。比如第二名是三星的，现在已经退休了，这里面有这么多增长来自于新兴市场，我们把这个标准普尔金砖40指出的这些企业拿出来发现不能覆盖整个新兴市场这么多企业，这么多不同的商业模型。我们当时决定还是用同样的方法论专项的研究新兴市场，所以当时我们搞了印度的排名，今年1月份进行了发布。之后我们对拉美做了一个类似的研究，那是3月份发布的。现在我们第4次用同样的一个方法论进行了排名，就是我们团队当中中国专家Rose Luo给大家当时做的评估，她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Rose Luo：在这个研究项目当中，我们是沿用了一些同事前面用到的方法论，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研究中国企业。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方法论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合适的方法？我想用三个词进行形容，第一个我们使用的这个标准是系统、客观、长期的。主要我们看的是这些领袖他们的长期业绩，中国有很多排名，方方面面都有，我们都看过，他们是根据比如声望，媒体报道等等。这是比较西方的排名，比如说像福布斯的排名，或者说财富的排名，他们的这个排名要不然就是没说他们的标准是什么？或者他们就是结合了不同的标准，包括声望、媒体报道，或者短期的财务指标，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或者会计的标准进行计算。
最长期的考察就是2年期，就是最近2年的财务表现。那么，在西方大多数排名也是短期着眼的，一般就是最近一季度的表现，这两名排名都不是令人满意的，我们这边做过这个排名能够部分的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已经被应用三次了，也就是它是看这些领导他们整个的职业生涯，也就是平均中国的商界领袖是6.8年，从短到2年，长到13年。如果这个人任职不到2年，我们就排除了。另外，中国的金融市场动荡性比西方的成熟市场更大，所以，我们根据一致的股市表现进行长期的评估，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审视这些人的长期表现。第二，我们看这些商界领袖我们有一个一致的定义，定义什么叫做商业领袖？我们认为这些人他们是有这些企业最高的决策权，或者是有最终的责任的，而制定这些单位，他们长期的战略的，在西方一般CEO干这些事儿，但是在中国很多时候都是董事会的主席或者董事长做这个事情，特别是一个民营企业是这样。所以，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我们考虑了中国公司治理的特点，然后也访谈了一些企业内部的人员，以及说行业的专家来去看说我们去评估的是不是真正在企业当中是一把手，能够为企业的战略方向制定决策。
我们这边选取了一些样本，一般首先要看一个企业，首先要在上海，或者深圳上市，至少持续4年，我们分别考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我们希望两类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的呈现，所以我们分开进行考虑。这边一共是选了159个国企，还有110个民营企业，这些所有的企业都是上市公司。所谓我们讲民营企业的意思并不是国有控股，另外我们也排除了一些领袖，比如他们的任职不足两年，这样我们看这些领袖他们的业绩如何，主要是看几个标准，一个就是国家调整后的股东回报，第二是市值的变化。然后把这几个的结果进行一个平均，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可以排除掉行业或者国家的因素，避免非常高的效应。这种情况，我们就使得这个评估不会过于偏向大企业，或者小企业。我们最后一共看了244个公司，509个领袖，我们选取了前50名。我们看看他们的财务表现，不止是看股市当中的一些数据，同时我们也拿了其他两个数据库的一些数据。第三名是国航的李家祥，李总他是04年-08年之间担任国航的领导，他任职4年，使得整个的股东回报一共是增长了1020个百分点。而且，他把他的管理风格推向世界，使得他的企业在国际上的声誉大有提高，他发了一本书讲国航之路，这个书当中讲了他很多商业上的成功和他当时从军的生涯进行了对比。我们认为他的成功并非偶然，他也是有一些名言，他说：“我并不想给股东打一个措手不及，我只想给他们一些非常扎实的业绩表现”，这是我们前10名。我们再讲讲第二名，是王东明，我今天才知道他是我们总编的兄弟，他是跟王波明先生是兄弟。王东明是中国著名的外交官之子，他的父亲是王炳南，过去是周恩来总理的左膀右臂，所以他们是一家名门之后。王东明先生执掌非常著名的证券公司，非常有名推动金融的自由，金融改革，以及金融创新，他的企业是非常的知名，特别是在国际多元化方面以及风险的分散化，应对经济放缓方面非常有名。第三名是董明珠，也是我们上榜不多的女性之一，她的品牌塑造方面特别有名，她的比如说她是国际化，还有品牌打造方面非常有独到之处。而且她的专注于空调这个领域，虽然有很多去发展别的行业的机会，她却不管这些机会，就是做空调，做太阳能。所她对于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有了非常大的投入。
Herminia Ibarra：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这些上榜的CEO的特点。我们也发现通过分析表明，我们主要是看的这些公共领域的这些数据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还有一点，我们研究的这些中国的领袖平均他的掌权时间要比世界别的国家要少一些，一般国际上是8.8年掌权，中国的这些领导是6.8年。所以说，中国的CEO的市场可以说更活跃一些，大家可能还会看到说中国CEO的流动率也是非常高。我们分析的一个方法就是看看有没有MBA，是不是有影响，这个我们在中国没有做。因为只有4个人是有MBA的，那么在拉美这个数字也是非常的小，所以我们就没有再做这方面的研究了。
另外，我们也发现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特点是中国它的女性的商业领袖的比例要比全球更大，大得多。中国是百份之3点多，所以对中国企业很多女性的领导。另外，CEO的年龄而言，平均年龄50，基本上和全球的平均年龄比较类似。基本上从48-52岁，所以中国平均CEO年龄正是48和52之间。这个企业领导大家看到这位是经常看到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就列了这张图片。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所做的五项研究结构，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分析，同时也找到了对于企业领导来说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成绩，使他们能够成为卓越50人，我们找到五个因素。
第一是企业战略，第二是所有权，还有企业的大小规模，另外就是前任的表现，比如他以前是担任什么职位？第一个我们研究发现随着国际化的进程，对于企业的成功领导来说，这个因素国际化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卓越50榜上可以看到19名他们是有这样的卡过经验，王先生在企业战略上也做了大量的安排，通过使企业战略国际化可以避免经济下滑时带来的一些风险。另外，在香港以及中国，企业都在两个股市上上市。董明珠也是让全球更好的了解，可以看到成本比较低，但是质量比较好的产品，她们公司可以提供。另外，就全球品牌的树立而言，她也为自己公司的产品树立比较好的形象。所以，第一是企业战略。
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对于表现来说，这家企业是国企是私企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即便在50卓越榜上基本上都是国企的。但是，实际上从数字的角度上来说，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第三个研究结果我们把它叫做规模小，但是我们的方法有点倾向大企业，但是我们发现在很多企业中，小规模企业的领导他们更有可能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回报，尤其和负责大型企业的领导相比。
第四个因素我们把它叫做跑道效应。在全球的研究中，我们也做了这样的跑道效应的研究，我们主要是研究这个企业领导他接任以来这个企业他表现如何？是好的，还是很差？我们发现，就像我们所做的全球研究一样，对于企业来说，比如说你之前的前任表现并不是很好，这样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跑道业绩还会有改进。
最后一个，对于内部人来说也有比较大的作用，内部推荐的CEO他们能够对企业有更好的了解。根据我们对中国的研究发现，从国企的角度上来说，这些CEO他们有可能比私企里面更容易选拔出来。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五个研究结果，当然了，只是一个初始的研究结果，我们在未来会进行更多深入的研究，这些数据不管怎么样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概览。这是我们第4次哈佛商学院的研究，上次我们是在美国拉丁美洲所做的一个比较研究，我觉得两个研究的结果如果比较一下非常有趣。接下来我们会在不同的市场做出研究之后进行比较。对于中国的研究来说，我们发现有非常独特的一点，就是公司越小，效应越大，这是在其他市场没有发现的。另外，对于行业来说，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另外内幕人的效应，也就是从内部选拔的人员实际上在不同的研究中都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效应，尤其是在全球的研究结果上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效应。还有另外一个研究结果，实际上也是三个地区的研究都是一样的，就是跑道效应。跑道效应除了在拉丁美洲之外，拉丁美洲你们知道有很多比如说一个CEO转到另外一个CEO，他们基本上接任之后没有什么变化，除了在拉丁美洲，其他地方都表现接任之后有一个跑道效应。
所以，我们做的研究，对于我们从业人员，对投资者，以及对学术者，比如像我们这样的研究机构有非常好的一些影响，或者说会有比较有用的信息，我们也希望在未来我们会继续和《哈佛商业评论》以及中文杂志进行进一步的合作，更好的做上市公司卓越50人的研究。非常感谢。
Rose Luo：谢谢Herminia Ibarra，接下来我想再提两句，为什么做这个榜单发布？我想这和所有的榜单一样，我们都知道榜单会对企业有很大的影响，我和我的同时Herminia Ibarra也请我们的商学院教授参与了本次的榜单的设计工作。我们也知道商学院的教授实际上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对商学院也好，以及企业的排行也好，大家都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长期的研究，我们会对中国的领导者进行一个榜单，也希望他们能够对这个企业产生重大的影响。我想除了投资者也好，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积极参与，我觉得这样一个榜单对未来是有用的，我们希望这个榜单能够吸引中国企业家的注意力，从这个榜单发布的角度上来说。在这个过程我们也了解很多中国企业，之前几个发言人说，中国企业的领导人他们在和西方成熟市场相比他们要面对很多的风险，不确定性，还有有限的资源，但是他们做得还都不错。所以，我们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所以，如果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想有创新，而且能够更好的管理风险，建立品牌，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对于西方的经理人来说也是一个起点，能够从中国同行学到一些经验，谢谢。
杨锐：谢谢Herminia Ibarra、Rose Luo非常感谢你们俩所做的分析。这50个幸运的卓越企业家也是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谢你们给他们所做的排行。两点我觉得比较有趣，第一就是越小越好。我想我们不是说暗指什么效应，我们也知道很多大企业都是以中国为基地发展。接下来他们发展就是企业的结构，或者说治理了，所以他们需要进行创新。第二、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榜单，到现在为止榜单是这样的，但是在未来还是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我们也知道竞争比较激烈。
接下来我们有请《财经》杂志执行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何刚先生主持“打造世界级的中国企业”的对话环节。有请何刚先生。
参加接下来论坛的入席嘉宾名单是：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先生
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尔广先生
Insead商学院教授Herminia Ibarra
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陈有钢先生
正和岛总编辑黄丽陆先生
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总裁刘持金先生。
何刚：今天下午的活动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哈佛商业评论》评论中文版作为一本商业管理杂志，它的活动内容和形式跟我们大家已经习惯的很多活动和论坛的形式不一样，它更像是商业管理案例和理论的探讨，今天下午我们融汇了很多内容。刚才Insead的同事发布了过去几年来延续的一个《哈佛商业评论》评论的这种最佳CEO的评选的标准。我们沿用我们在商学院上课，或者商学院管理的讨论，今天的首位会是这样一场研讨。今天的组合也非常有意思，有两位企业家，张亚勤和胡尔广先生，有两位来自国际的商学院教授，一位是哈佛的，一位是Insead的，代表欧洲和美国。同样还有在中国有非常多的商业咨询公司的人麦肯锡的先生和刘持金先生，还有黄丽陆和我是代表媒体人。我们媒体人干的是组合各方面的资源，另外三种人是我们的采访者，我们的撰稿者和思想贡献者。我们的话题其实就是三个问题，什么叫世界级的企业？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它需要一些具有世界级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我们不同部分的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企业现在离世界级的企业最主要的差距在哪里？另外如何从管理能力和领导力这个角度有所提升？我们今天因为主要是一个对话环节，所以我们每个部分先请一位，先请张亚勤先生，在你看来，你怎么理解什么叫世界级的企业？
张亚勤：首先祝贺中国的首刊，我过去经常去哈佛上课，是半个校友。讲到世界级企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种心态，一种理念。现在我们都讲全球化，不管企业在中国，还是走向全球，都必须有全球化的心态。很多企业在中国说，我看着中国的市场。但是，这个时候你的竞争也好，技术也好，人才也好，其实都需要全球化的一个方式。一个企业如果要走出去，它所遇到的挑战和跨国企业到中国是一样的，微软到中国已经十几年了，也吃了很多亏，也学了很多东西，最终我们认为我们找到了成功的一些药方，但是每个企业出去都会遇到挑战，最重要是要有全球化的心态，长远的眼光，然后要看到四个现代化，技术和人才越来越全球化，在全球的范围竞争。但是，市场越来越本地化，然后文化包括管理越来越区域化，你的服务越来越个性化。所以，我自己反对世界是平的这么一个论断，而且待的时间越长，在全球走的地方越多，我觉得世界越不平。所以，我觉得我们走出中国，在大的范围竞争合作的时候，要有这么一个心态。
何刚：Christopher Marquis您怎么想？
Christopher Marquis：我非常同意国际企业有这种远见，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中国企业，其实在全球化走得最好的就是有开放的心态，学习的态度。中国搞《哈佛商业评论》其实是一个双向学习的过程，并不是美国的学者、教授、企业家能够了解中国，而且中国的企业也可以了解全球的一些做法，有远见特别重要，他们需要了解全球的这些经验、做法和标准。同时，结合中国市场当中的这些特点，这样就能够取得成功，不致是在中国成功。
何刚：其实我们国内企业家更愿意谈规模问题，更愿意谈做大，然后是做强。您从管理咨询公司怎么理解？
刘持金：中国企业目前处在多种分类的情况，来谈这个世界级管理，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话题，但是我想说一个前提，无论什么样的企业，我们来谈他如果成为世界级企业，首先这个企业是盈利的，然后是成长的。在这个前提之下，对中国企业可能更需要这三个方面，一个是创新性，第二个我们叫做韧性，因为我们处在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中，政策因素非常多。第三个就是人性化，能不能八旗业内部的能量和创造力能够用人性化的方式释放出来。所以中国企业在能够获得盈利性增长的前提下，必须重视创新性、韧性和人性化。
何刚：陈有钢先生，刚才刘先生提到三个标准，在你看来，中国企业要做到世界级企业差距在什么地方？
陈有钢：管理说道理是人和人的互动，团体跟团体的互动也是团体跟生态体系的互动，如果把管理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术，另一个更重要的可能是道。从中国企业目前的情况来看，应当从术这方面，在过去十几年还是一个很大的提高。我们现在的挑战是很多术的应用是需要有一个合理的道的环境做这个事儿。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可能在道的方面，一方面是环境的变化，另外从企业自身，可能要从价值观，包括愿景、理想各个方面，能够更好的跟未来优秀的企业接轨，当然跟环境的变化是相关的，在环境变化的配合下，道和术更好的结合。
何刚：陈先生认为术很多，道还不够。Herminia Ibarra女士西方企业有什么区别？
Herminia Ibarra：我想我们希望能够考虑这些企业的共同之处，当然这个基础就在于我们刚才谈到的有利润的增长，这样我们才为什么要在选取的标准里包括了整体的股东回报，以及市值，也就是你需要两个都有。然后考虑到管理层它的理念，也就是你到底做哪些事情，让你的员工以及利益相关方的生活更好，我们之后研究也会往那个方向发展。在我们全球排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考虑了刚才那个矩阵之下股东领袖的表现，同时也考虑到社会创新以及环境的这种效应，这样考虑对于整个社区的影响。其实我们做这个散点出，那方面的相关性几乎为零，也就是你就着眼于财务回报，不计其他，也可以表现的很好。或者，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做的非常不一样。两者都能够兼顾的确实很少，这些是我们说的真正的世界级企业需要能够达到的，就是你作为一个企业的领袖，应该是两方面并重。
何刚：如果从江淮动力这样一个自己公司的角度看，您怎么看？江淮动力在您看来，目前他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放在全世界的同行您怎么看？第二个问题，江淮动力这样的企业，当它真正进入到全球竞争的时候，它最需要提高的地方是什么？
胡尔广：一个企业最根本的任务只有两条，一个是营销，一个是创新。这次《哈佛商业评论》封面上有5个子，我看了很醒目“销售进化论”。今天在第一个对话，傅董事长谈到了中石化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是非常艰巨的，那么中国要创造世界级企业，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在企业干了47年了，在国有企业干了32年，在民营企业干了12年。2003年是我们江淮动力由重庆的东易（音译）集团收购，把国有股权改成民营股权。这个当中实际上我们实现了在稳健发展的前提下，稳定的过渡。
那么，一个企业从政治意义上讲，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四个字，改革开放，也就是由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过渡，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市场伟大的力量。要推动企业向世界级企业发展，最大的动力还是市场。
何刚：您刚才提到创新，这创新除了销售还指什么？
胡尔广：创新是包含在市场和产品的方方面面，我这里要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做了47年的企业，实际上只做了一件半的事情，并不是做成了一件半的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做产品，因为每一个企业它的组织架构是为了管理，所有的任务都是以产品为核心做起来的，发展起来的，然后这个产品怎么面向市场？但是，从真正的市场化的观念来讲，实际上从企业管理的重心应该由产品转移到市场，从市场角度，怎么样由信息变成需求，这个概念上比我们从原材料变成产品上要模糊的多，而且在这个上还没有非常成熟的理论。今天“销售净化论”这五个字其实就说了我们如何在市场的角度引领企业，改造这个企业，去发展这个企业。战略来自于市场，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从组织架构上，怎么样由繁多的信息变成企业的需求，如何在繁多的需求中寻求企业的战略，这是通过一定的决策做出来的。所以，回顾江淮动力的改制，或者改革，最关键的改革实际上把企业的重心如何从计划走向市场。
何刚：胡先生提到创新主要是基于市场的创新。我想请问黄丽陆先生，多年长期关注，跟很多中国企业都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您怎么看待刚才我们讨论的话题，中国企业离世界级的企业主要的差距和问题是什么？
黄丽陆：我觉得可能第一个还是它的商业周期，还是非常短的，仅仅30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企业跟国际接轨的速度已经非常之快了。如果说差异，我个人感觉可能有两个层面的差异，我觉得一个层面我是叫技术型企业家，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差异非常大。我们现在整个比如说对创新的理解，对产品质量的褒贬也好，这个问题还有跟我们技术性的企业家，我们企业家群体，从30年以来，从第一代创业者到第二代创业者，真正从技术角度做企业还是很少，他们可能是因为机会，所以他们在一些商业模式的创新，在一些管理的创新上，可能有很大的收获。但是，在核心技术的把握上，我觉得肯定是不足的。
第二、我觉得是社会性企业家的概念，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非常发达，但是整个社会对企业家的认同还是非常之差。这个差不是他们做得不够，其实他们做得非常多了，但是他们可能还有忽视的地方，就是在一个社会领域，作为一个企业家这样一个引领社会进步的一个人群，他们在社会的关注度上面可能还是不够，包括在环保等。我觉得这两个层面可能是未来中国企业家和世界企业接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乏力点。
何刚：黄先生提到管理技术型企业家，认为创新非常不够。张亚勤先生你怎么看待，微软有非常强的优势，当然也有争议，认为你们某种程度有技术的垄断，甚至通过技术优势获取更多的利益。回到中国，在你看来，中国目前有没有你觉得非常值得尊敬和关注的技术型创业的企业家。在这个领域里面，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是缺乏创新能力的民族，原创造能力很差，中国企业如果通过技术的原创性，要成长为技术型企业有这样机会吗？
张亚勤：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差距比较大，特别是对高科技企业和信息企业可能就是原创。大的国企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动力创新，小的企业没有这样的资源，没有这样的眼光去创新。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看一下科研体系，高效，很有钱了，但是做的基础研究都不够基础，公司现在开发应用的技术，做的技术都不太好。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大的问号，创新的能力。
另一方面，我确实看到很多潜力，比如说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产业是中国监管最有能量，最有活力的一个产业，发展速度很快。有好几个企业，我想已经在全球有影响力，像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全球性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过去的10年基本上可能是80%的模仿，20%的创新，我想未来可能会反过来，更多的创新，也会有一些模仿。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另外就是高科技产业到一定程度之后，很重要的创新必须是科技的创新，有多元的、市场的、管理的、流程的、技术的。但是，到企业发展一定阶段，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科技的原创是你的核心竞争力，是最大竞争的壁垒。所以，任何高科技企业都不应该找借口，不投入技术。另外，像联想、华为企业已经开了好几个头，联想已经有好几万个专利，中兴有上万个专利，我觉得这些企业已经开始重视专利，这总有一个开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再讲一下全球性的公司。卡莉（音译）讲了三个准则，第一要有不同的产品线。第二是能不能有了创始人，创始人离开了，还能够再成功。第三个是成功的CEO。
何刚：他谈到技术创新的问题，认为确实中国公司的技术创新还是不太够，尤其在技术分析的创新潜力很大，但是同时未来的机会和重视度在逐渐的提高。请问陈先生，麦肯锡，你们经常做这种对比，在你看来，中国公司的技术创新目前面临什么样的机会？我们有没有可能真的是以技术创新驱动中国公司变成世界级的大公司？
陈有钢：我觉得挑战肯定很大，我觉得有很多历史上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刚才讲道和术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在术上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最终的发展还是取决于道。我们麦肯锡曾经有两个合伙人写了一本书，后来我们总结了7S的发展框架，中间跟道相关的4个，跟术相关的有3个。往前走，技术创新有一个很好的历史机会，我们今天说拐点也好，或者用一些更加中性的词也好，未来十年不创新就不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我们的环境会有一个很好的变化，所以从环境上应该比过去看好。但是，技术创新是一个长时间的积累，我觉得在短期之内，或者一定程度上，可能3-5年，技术创新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我觉得可能还是有挑战的。反过来讲，是否一定是技术创新，是中国未来创新的方向，还是有一些像业务模式上的创新，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刚才我们提到像百度、阿里巴巴、淘宝的模式，还是负责中国人的特点，集合了微创新的方式推动了中国经济向前发展。所以，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可能都是未来向前发展的道路。
何刚：刘先生怎么看，陈先生说商业模式的创新可能出乎一些经典理念的预料。
刘持金：我上个星期刚刚从中石化回来，他们在新疆这个企业做的非常好，整个集团利润第一，怎么做到的呢？有一个很重大的创新，把退休的老职工以及老职工的家属做成一个自愿的俱乐部的形式，成立了一个帮扶站，可以帮助买菜，照顾孩子，因为壮年的员工都在一线打井，干一个月，休息半个月，这和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不一样，但是中国这么大的企业，要想拿出效益来，没有适合中国这种管理的方式，它叫做“帮扶站”这个模式很难实现。其实我们中国的企业在管理创新上，在调动人员积极性创新上有很大的方式，如何使更多的创新，形成一种结构性也好，或者变成机构化的范围创新的力量，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看个别例子非常高，刚才评选的50个企业里面有2家水泥企业，中国的水泥是什么状况？中国水泥的制造厂家有5000家，最大的前10家加到一起还到不了中国的10%的市场份额，而走向欧洲只有3家水泥企业垄断整个100%的欧洲市场。市场结构完全不一样，是5000家企业要想杀出一条生路来，没有创新不可能。有的企业提出从样本利益到降本利益，把过去追求产能增加，变成把产能减少，用绿色环保的技术，同时控制量保证一定的价格。我想这些都是在中国的水泥行业里面很大的一个管理上的创新。
何刚：再请哈佛商学院的，您觉得是不是感觉到有一些创新的压力，包括公司治理和公司结构，公司和哈佛那边，可能中国企业的状况不太一样。Christopher Marquis您在中国有几个月了？一直在做研究？
Christopher Marquis：我们一直谈中国的变化，以及未来的趋势。刘先生谈到的确很多人关注福利，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创新，也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刚才傅先生也提到了，的确在中石化有很多的员工，他们也有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我想其中有一点差别，就是全球的跨国企业的员工，中和全球企业是不一样的。我想包括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可能国企有一定的责任，以及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当然中国也是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从西方企业来说我们也做了研究，发现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消费者压力，还有公民社会的压力，还有环境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社会责任等等。所以，这个会制衡一下内部的压力，比如员工福利，这个中国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何刚：他认为中国企业可能面临内部的压力会多余外部的，而西方企业更多会把重点放在对市场和客户的研究。Herminia Ibarra您觉得这个创新重点应该是什么？是管理层还是技术创新对中国企业来说？我们会议结束之后，很多人可能对您的排行有很多争议，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对此多谈一谈。有人说你们排行的方法对中国企业来说，不适合中国环境，您对此怎么评论？
Herminia Ibarra：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争论，比如我们当时在准备发布这个研究的时候，应该用哪种方式？是用帐户模式，还是股市模式来衡量这些不同企业绩效的时候，我们的确有很多争论？我也是来自学术界，我也是选择一些方法论。每一种方法都会有自己的粉丝，所以大家都会有一定的争论，这个毫无疑问。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我想提的是，刚才几次提到说技术创新以及产品创新它要求人才实践上的创新。那我们提到员工福利的时候有一点我们希望更多了解，也是在未来会继续研究的，就是关于人才创新这方面。也就是人员他自己的开发是怎样的？我们研究发现成功的CEO愿意从内部选任CEO，但是他们的领导力的能力的开发有一些方面如果不能对人进行投资，不进一步开发人，没有方法开发产品。
何刚：实际上大家的观点已经集中到管理方面企业的一种特殊性，中国环境的特殊性。我们是不是从胡先生开始，最后给大家一个简要的建议，或者忠告，对于中国企业来讲，逐渐的成为为具有世界竞争力，最后更强的世界影响力的企业，从管理创新角度还应该做什么？
胡尔广：还是如何提高企业的市场能力，如何把众多的信息变成市场的需求。
张亚勤：哈佛商学院教授，刚才项兵也讲到软实力，应实力看得见的，软实力需要很长时间慢慢开发的，但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特别是我们考虑公司定位的时候，我经常说，公司被依赖的程度是可能软实力最重要的。如果公司存在对别的公司，对产业链有什么影响？公司不存在，是不是很多公司会破产，还是很多公司会高兴，我觉得被依赖是最重要的软实力的体验。
刘持金：我觉得中国企业创新，可以用几个简单的问题问自己，第一就是我们为客户提供了什么东西？为什么客户愿意买我们的产品？以及接下来会不会继续买我们的产品？我觉得牵扯到战略的问题和竞争的理念。第二，为什么员工愿意跟着你拼杀？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或者在你可预见的几年之内，他是不是还可以持续的真心实意的奉献，我想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我们能抓住，可能离世界级企业不远了。
黄丽陆：我觉得中国企业成长为国际化的企业，我觉得两个观点，大和强的企业，做大做强的企业，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国有企业为主。其实我觉得对国有企业而言，怎么把资源的有效性用好，其实可能在这样一个任期，或者企业家的职业性还不是那么强化的背景下，我觉得把现有的资源怎么用好，对大的民营企业，要坚持小而美的方向，能力在一两个方面有核心竞争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世界化企业之路。
何刚：国有企业提高效率，民营企业抓好重点。
陈有钢：我觉得肯定要多订几本《哈佛商业评论》。另外我觉得应该忽悠我们政府，整个监管各个方面多给企业一些创新的环境。
Christopher Marquis：我发现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对于新的思想的开放程度。我很多时候跟中国企业交流，他们都会讲到中国特色，中国特点。所以，全球的这些思想，中国不能够行之有效。他老强调他们的特殊性，但是要多考虑，怎么样能够吸收别的国家不同的这些想法，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开放的心态。
何刚：我们是不是应该说服中国的企业家去哈佛，或者上海的哈佛中心上课呢？我知道他们很贵的？
Christopher Marquis：到上海还不太贵，他可以去我们上海中心上很多课。
何刚：您是不是很自信，哈佛能够满足中国企业家的需求，还是需要别的吗？
Christopher Marquis：去哈佛上课也挺好。
何刚：Herminia Ibarra女士您说一下您的结论是什么，您对中国企业有什么样的建议？
Herminia Ibarra：我希望我们能够提供更多我们研究所表明的一些信息，也就是和学界合作，包括哈佛、Insead都是增强竞争力很好的方法，有利于打造未来，一定要给《哈佛商业评论》中文新刊做一个定制的研究。
何刚：我们学管理学都知道管理没有标准答案，管理见人见智，最终能赢得市场持续发展的公司就是最好的公司，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中国企业世界级的成长离不开对国际经验和管理学的借鉴。其实无论是哈佛商学院，《哈佛商业评论》还是中国企业家自己，都在面对更多的这种挑战。我想这也是《财经》杂志和《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今天和未来共同的使命，我们更好共同面对世界，共同推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和世界级的提升。
杨锐：中国企业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然是政府如何看待他们的未来，是不是能够给创新更多的空间，给中小企业以及民营部门更多的空间和支持，能不能够更多的实现低碳、绿色的发展，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可以去利用，然后来去增强竞争力。非常感谢各位。
今天我们的下午论坛到此为止，相信各位从台上的嘉宾精彩发言当中已经受益匪浅。接下来我们在原地会举行晚宴，请我们参加晚宴的贵宾到VIP室等待，请其他嘉宾持晚宴请柬在这个地方参加晚宴，来之前要在门口前导，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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