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泽由此认为，晕轮效应并非如许多学院派推定的“认知错觉”，更像是一种对世界的准确解读。“靓丽的人会让人觉得更聪明，是因为他们确实如此。”

　　并非所有的研究都得出与金泽相同的答案。新近的一项以1957年美国威斯康星州某高中的年鉴相册为对象的研究发现，对男孩来说，相貌和智力毫无关联；但对女孩来讲，长相与智商确存在正相关性。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的研究则注意到，所谓的正相关结论似乎只适用于相貌欠佳的人群，换言之，拥有靓丽外表的人可能十分蠢笨，但长相丑陋的人却不太可能有多聪明。

　　不过，上述声音都无法回答“诠释者”网站2011年的一次票选结果。该网站每年由网友投票“年度问题”，该年度被提问最多的问题是，“为什么智慧总与美貌无缘却与丑陋常伴？”“如果晕轮理论真的成立，为何还会有那么多的网民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会给他们留有这样的印象？”“在生活中，我们对那些长相欠佳但智慧超群的典型呆子再熟悉不过；另一方面，对那些电视上出现的漂亮脸蛋但脑袋空空的小姐与先生形象，又如何解释？美智为伍么？”

　　有人举例说萨特，他身材矮小，戴着一副大框眼镜，有严重斜视。“我甚至不能判断（我的脸）是美是丑，”在他早期的作品《恶心》中，他让一个角色如此说道。“我想这是因为我很丑所以我才这样说。”先贤苏格拉底头发稀疏、大鼻孔、双眼距宽，大肚翩翩；音乐家贝多芬不仅长得丑，身上还有异味；美国总统亚伯罕姆·林肯的脸在惠特曼的诗下变成了“如此丑陋的美丽”。

　　一种解释认为，“丑陋的天才”之所以在中外历史长河中给人留下“不胜枚举”的印象，是因为“反常”，所以印象深刻，但并非数量上的大多数。

　　支持这种理论的人将那群好莱坞的名校高材生作为典型：比如娜塔丽·波特曼，“主演《星球大战》、《这个杀手不太冷》，以4.0的学分积点完成高中学业，在哈佛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在希伯来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习，能流利地说希伯来语、法语”；辛迪·克劳馥，“超模，以4.0的学分积点高中毕业，获得全额奖学金就读西北大学化学工程专业”；凯特·贝金赛尔，“主演《范海辛》、《珍珠港》，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学习了三年的法国和俄罗斯文学。青少年时期，两次因短篇小说和诗歌获得全英文学大奖”；海蒂·拉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貌美如花的电影明星，也是扩频通信技术的联合专利第一申请人，该理念后来被应用于Wifi无线网络”。

　　他们的事迹被一再传扬。“这不是一个关于恰巧漂亮的怪才的列表。”学界的一种声音认为，“聪明人通常很丑”的说法已过时。

　　美智为伍，基因不断优化结合的结果？

　　父亲之所以在相貌遗传方面贡献大，可能是人类“自保”本能的一种体现，因为谁是母亲毫无疑问，而谁是父亲却没有这么肯定，所以必须像父亲，这样对婴儿有利，也可以鼓励父亲投入更多的爱。

　　若如金泽所言，长相美丑与智商高低间有正相关性，下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目前，学界有许多种解释。比如，一些遗传因素既决定了美丽，又决定了聪慧。剑桥大学社会学一名博士给记者的回复是：“社会同型交配”（social homogamy）。在学界，这是一种认可度较高的解释，即聪慧的基因与美丽的基因的不断结合。也就是说，智力较高的男士通常处于社会阶层的上层，或曰“成功男士”，他们通常会娶美丽的女子，其后代刚好兼得智慧与美貌——这与萧伯纳那句刻薄的名言“愚人总会发现更愚的人来钦佩他”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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