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谋围颐和园”一说确实出于袁世凯。他的《戊戌日记》对谭嗣同夜访有详细的记载，内称：

　　(谭)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 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袁世凯自认，是他向荣禄告密的。袁在日记中称，他写这篇日记，是为了“交诸子密藏”，“以征事实”。当然，袁世凯为人阴险奸诈，他的话不能轻信，必须以其他材料验证。

　　王照逃亡日本后在与犬养毅的笔谈中说：

　　梁启超、谭嗣同于初三夜往见袁，劝其围太后，袁不允。

　　在维新运动中，王照与康有为关系密切。当新旧两派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康有为曾动员他游说聂士成率军保卫光绪。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之际，康有为又曾和他一起商议，“令请调袁军入勤王”。因此，他的话不会没有根据。

　　李提摩太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

　　在颁布维新谕旨时，守旧派怨恨皇帝荒唐的计划，可能很快地使大清毁灭，他们恳求慈禧将一切的政权都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她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算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

　　又说：

　　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

　　李提摩太是康有为替光绪皇帝聘请的顾问，参与维新机密。光绪求救的密诏传出之后，康有为、谭嗣同曾分别拜访他，和他一起商讨“保护皇帝”的办法。因此，李提摩太的上述回忆自然也不是捕风捉影之谈。

　　许世英在回忆录里说：戊戌那一年，他在北京，听到“围园”的有关传说，曾经跑去问刘光第，刘说：“确曾有此一议。”许世英的回忆录写于晚年，他没有说谎的必要。

　　梁启超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说：

　　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 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史家们千万不能忽略这“肃宫廷”三字，如果不对西太后采取措施的话，宫廷又如何能“肃”呢?

　　西太后是维新运动的最大障碍。杀一个荣禄，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由杀荣禄而包围颐和园，处置西太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维新派早就有过类似想法：康有为声称，如果要“尊君权”，“非去太后不可”。杨深秀也曾向文悌透露：“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

　　最可靠的确证是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毕永年，湖南长沙人，会党首领，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夕到达北京，被引见康有为，受命在包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诡谋直纪》是他关于此事的日记，节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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