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有聪明的聪明人，也有自以为聪明其实并不聪明的聪明人。同样一件事，在前者手里，做得挺漂亮，挺圆满，在后者手里，以为手到擒来，结果逮不着狐狸，惹一身骚，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这个意思了。《三国演义》中的杨修，智慧过人，颖悟超群，看似绝顶聪明，其实却是个糊涂笨伯。他的聪明，不过孔雀尾巴上的羽毛，只是为他招来杀身之祸罢了。

　　杨修听到曹操发布的行军口令“鸡肋”，便回营房打背包，同僚问其缘故，他说，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丞相肯定要撤兵了。漫说是一个统治者，即使普通人，也并不愿意让人揭开内心隐秘，触到痛处。杨修的这种轻薄行为，落在了刚吃了败仗，而且一直要收拾他的曹操手里，当然是找死了！最后，就被曹操借口这次泄露军事机密，杀了。

　　曹操先杀祢衡，继杀孔融，后杀许攸，又杀崔琰。杀杨修，是比较晚的，好几次要除掉他，没有下手，或许嫉才的同时，也爱才吧，最后曹操还是将他枭首示众了。泄密，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是因为他卷入宫廷继承的漩涡中。那是一种最危险的游戏，他下错了赌注，押在赌台上的，却是他的生命，对不起，上绞刑架吧！

　　因为曹操杀的这些人，是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是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左右舆论的力量。所以，比之他杀吕伯奢、杀陈宫、杀董妃、伏后，杀吉平、董承所产生的负面反应，要强烈得多。杀了他们，生前有人说，死后还有人说，再伟大的统治者，能堵得上一代人的嘴，堵不上后世人的嘴，当然就要产生久远的影响。

　　直到前些年，还有一出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来评估这段史实。

　　凡统治者，除极个别的把读书人捆绑起来扔到江里淹死者外，并不特别专门和知识分子为敌的。除非他暴虐成性，非要焚书坑儒不可。有的只是由于非知识分子出身，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理排斥情绪。例如汉高祖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最终按着叔孙通的礼仪彩排，尝到做皇帝的威风，也就改变了对儒生的看法。凡做皇帝，少不了需要谋士出主意，儒士写文章，文士唱赞歌，雅士凑热闹的。但不需要跟他持不同政见，有碍他统治的知识分子。因为所有当皇帝的人，无不相信曹操儿子曹丕的话，“文章乃千秋之大业也”，对意识形态十分看重。

　　尽管千百年来，统治者深知曹操杀了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受到后世人的谴责，名声很不怎么样，但也不怎么引以为戒。一旦知识分子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皇帝，军阀，仍旧照杀不误。所以要杀，原因就在唱反调。祢衡公开诽谤，孔融剌议朝政，许攸妄自尊大，崔琰反对称王，曹操当然饶不过他们。

　　历代统治者，绝对不杀知识分子者寡。不过，杀多杀少，也各不一致。有时候口子开大一点，能把大家杀得鸦雀无声，但有时候也不大灵，越是杀，唱反调者也越多，杀不胜杀，就只好杀代表性的人物，曹操就采用这个办法。因为他用的知识分子，怎么也比杀的知识分子多，所以他在历史上，不像坑儒的秦始皇那样被看做暴君。

　　至于杨修之死，好像又与祢衡、孔融、许攸、崔琰不尽相同。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指出：“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这大概也是一部分命运蹭蹬的知识分子不幸的根源。好出风头，哗众取宠，恃文傲世，性乖情异，这些文人恶习，若陛下不热衷文字狱的话，倒也不至于送命。不过，一部中国历史，也就是一部文字狱史，所以，李贽才这样说的吧？不过，他自己明白这个道理，但自己也还是死在这个“聪明而好露”上，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的性格悲剧了。

　　曹操在杀掉杨修以后，极其恶毒地给他父亲太尉杨彪写了一封信。“操白：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下面开列他送去礼物清单：有锦裘二领、银杖一枚、宫绢五百匹、钱六十万、车一乘，牛两头、马一匹，驱使二人，青衣二人。“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曹操写信写得何其轻松，哪知道杨彪收信收得何等痛苦。

　　曹操在消灭政敌时的残忍，与其他统治者无甚差别，其冷酷是很令人发指的。

　　杀掉你的儿子，是为你好，你不得有别的想法；送给你的礼物，你得收下，你不可拒绝我的好意。这封信，其实是曹操给杨彪的哀的美敦书，让他放老实些。曹操因为家世低微，对贵族豪门，世家高第，是有意摧毁的，早就有杀杨彪之意。如今，将他的儿子伏法，也是给所有反对他的皇族、贵族、士族，一个当头棒喝的警告，小心你们的脑袋。

　　所以说曹操杀杨修这一件事情是早有谋划的，并非是简单的一时气愤。更不会说是嫉妒。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曹操想杀鸡儆猴，震慑当时不安分的世家大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