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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更是招摇过市，威风不已。车的优劣和权的大小成正比，车越好者，权越大，车一般者，权一般，无车可坐者，自然也就无权了，只好垂手站在马路边，吃那汽车疾驶卷起来的灰土扬尘，和超标的尾气。

　　从古至今，座驾这东西，虽只不过是官员的代步工具，但更是地位的一种象征，只要头戴乌纱以后，就没法排除对于座驾的关注情结，连孔圣人都无法逃脱公车情结。

　　尽管官员允许有公务车，但为了限制官员超标准、公车私用等公车腐败，历代王朝都会通过发布《舆服志》(舆，即车，即辇、轿、座驾)，对官员公务车配备予以规定。即什么级别的官，享受什么等级的座驾，都规定得详详细细。

　　西汉景帝中元六年颁布了中国历史最早、也最成型的官车使用规定：一、不同官员驾车马匹数量有差，马匹越多官爵越高;二、公车的装饰体现等级差别，一是，即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将左边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边都漆成红色;二是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平民乘车只许用青布盖，官吏两百石以下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皂布盖，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缯覆盖。于是车盖连同冠服合称“冠盖”，也成了仕宦的代称。我们所说的“冠盖云集”，与现在众多官员开会将车子停在一块的感觉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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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各王朝有明确规定、但历史上各种公车腐败却时常上演。

　　卫懿公当国，政治腐败，连他的宠物也乘上了高级官员乖坐的轩车，群众大为不满。所以当狄人攻卫时，大家一哄而散，说让您的宠物去打仗吧。可见乘车要讲身份要讲等级的观念在当时已深人人心了。

　　南北朝时期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很多君主和百姓非常推崇“魏晋风度”，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追求个性化。于是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官车使用种类最为繁多的时期。比如宋文帝喜欢乘坐用羊拉的官车，羊力气小，体格羸弱，无法与骏马和壮牛相比，但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有品位;南北朝宋的右光禄大夫颜延之，经常选一些老牛和病牛拉着一些笨拙而奇形怪状的车游荡于街市之间，以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南北朝宋的大将军沈庆之，每逢赶上朝贺，经常乘坐一种叫“猪鼻无帷车”的怪车，这些都在当时被认为是潇洒的表现。

　　张居正，万历的首辅，回家奔丧，所坐过的堪称世界之最的大轿子，对这种政策之规定，也是莫大的讽刺。

　　张居正的这顶轿子，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侍候，估计应该比现在十七座的考斯特还要大，这恐怕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轿了。

　　在古代，因没有规定官车的公私使用之分，一旦工具派发下来，完全供主管官员个人摆布，成了绝对的私人用品，容易助长腐败与奢靡的风气。明清时期，坐着八抬大轿泡酒楼、逛妓院的官员不在少数。同时，古代官车数量庞大，成为严重的财政负担。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交通工具占用了大量国家财富。比如清朝开国后，准许汉大臣乘轿，但都城区域广大，官员住宅距供职单位都很远，若要乘轿上下班，得准备两班轿夫中途替换，一班轿夫抬轿时，另一班乘大板车随后。计算下来，养一乘轿子的年度开销需要数千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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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就是对公车腐败公开宣战的皇帝。他很担心养尊处优的轿车代步会导致吏治腐败，所以开国不久便规定只许妇女和年老有病者乘轿。三品以上文官特许乘坐四人抬的轿子，余皆骑马;勋戚和武官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抬轿者，都要接受严厉处罚。这一套规定在明朝初期执行得还是比较彻底的。

　　朱元璋还有些窥阴癖，好私访，经常蹑手蹑脚，潜行于金陵城的街头巷尾，探察民情，有车也不用的。由于出身贫寒的缘故，知道百姓的艰难，所以，在克勤克俭这方面，他倒称得上是个楷模帝王。

　　雍正和乾隆以后，统治者进行大胆改革，在不影响官员形象的情况下，鼓励大家乘坐轻便价廉的代步工具，于是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了，比乘轿省得多。而那些要撑体面的官员，绿呢大轿可以保留着，放在宅第的轿厅里，需要显示一下派头时，可以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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