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杰出的发明创造。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古人以上等蚕茧抽丝织绸，剩下的恶茧、病茧等则用漂絮法制取丝绵。漂絮完毕，篾席上会遗留一些残絮。当漂絮的次数多了，篾席上的残絮便积成一层纤维薄片，经晾干之后剥离下来，可用于书写。这种漂絮的副产物数量不多，在古书上称它为赫蹏或方絮。这表明了中国造纸术的起源同丝絮有着渊源关系。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纸发明后，不但改变了“简重而帛贵”的现状，而且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所以造纸术发明家蔡伦一直受到中外人民的崇敬和爱戴。近几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在一些西汉遗址和墓葬中发现了若干纸状残片，引起人们的关注：难道真是早在蔡伦之前约200年就有了纸？造纸术还是不是蔡伦发明的？新发掘的纸状物到底是什么？最近，专家学者聚集蔡伦故乡湖南耒阳，召开2001年中国（耒阳）蔡伦学术研讨会，共同探讨有关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其中对古代纸张的发掘与鉴定引起了举世关注。

　　如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古墓中出土的“灞桥纸”。其后，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金关遗址发现的“居延纸”；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汉代窖藏中，分别出土的西汉时的“扶风纸”；1979年敦煌出土的“马圈湾纸”；再后是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附近的放马滩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汉初年文、景二帝时期（公元前179－公元前141）的放马滩“纸地图”。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出了多张麻纸，其中3张纸上还书写有文字。

　　这些新的考古材料的出现，使考古界、造纸界和历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一些人对新材料不予承认，而另一些人认为早在西汉初期，我国已发明了造纸术，而且当时造出的纸已经可以用于书写文字和绘图，这比蔡伦早了两三百年。并由此推断：蔡伦是造纸术的改造者，而不是发明者。蔡伦只是扩大了造纸原料的来源，把树皮、破布、麻头和鱼网这些废弃物品都充分利用起来，降低了纸的成本，尤其是用树皮做原浆纸的先声，为造纸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古代传统概念上的“纸”

　　分析研究古纸，首先应明确“纸”的含义。据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玉华解释，在古代，埃及有纸草纸，欧洲有羊皮纸，我国有作书写用的缣帛谓之纸和蔡侯纸。其中只有植物纤维制造的蔡侯纸对世界造纸工业的发展及人类文明的传播具有深远影响，其基本工艺一直沿用至今。蔡伦造纸的基本点是植物纤维经过剪切备料、沤煮、舂捣、加入或不加入辅料、抄造成型、干燥，制成符合书写或某种用途的薄片，称之为纸。通过古纸标本的分析研究，可以知道它经历了什么样的工艺处理。没有经过造纸基本步骤处理的纤维薄片，就不能称之为我国古代传统概念上的纸，如果除基本步骤之外还采用了其它新的工艺措施，在标本上也能留下痕迹，通过分析研究更可以了解当时的工艺。

　　寻踪探迹辨别“西汉古纸”

　　面对近几十年出土的若干西汉古纸残片，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所都做了大量的跟踪访问和研究。据该所高级工程师王菊华介绍，他们主要分析了8次发掘，近20个样品，基本代表和反映了历次出土西汉古纸的主要内容。结论认为：

　　“灞桥纸”的切断程度较差，或者基本没有经历过符合造纸要求的切断处理；且经加工后的薄片不是抄造而成，而是人工揭离而成；同时，“灞桥纸”的纤维端部断口整齐，无起毛帚化现象，可见原料没有经过打浆或舂捣。因此，“灞桥纸”不是纸，而是一些废旧麻絮在铜镜下的衬垫物。

 

 

　　放马滩纸质地图，由于没有机会取样作破坏性化验，只是根据显微镜外观分析认为，纸地图由许多纤维断片、纤维渣及含量不低的白色泥状——细颗粒状物组成，粒状物含量约为30——40％，有可能还要高一些。由于其含有较常规纸过多的粒状物，因此这纸质地图是不是纸？是什么样的纸有待进一步研究。并且，这样一件物品能在有积水而且死者尸骨都腐烂无存的墓葬中残留下来，也令人生疑。

 

　　对于几次非墓葬形式烽火隧和驿站等出土的纸状残片，总的化验结果是，残片出土的遗址在时间断代上干扰太大，在某些西汉遗址或西汉土层上出土的残片不一定都是西汉纸。马圈湾部分纸中有填料，有淀粉胶料；悬泉纸中部分纸的原料是树皮，是草浆。根据史书记载，这都是很晚的事了。我国草浆的使用最早也得在唐宋年间，因此结论认为许多遗址干扰太大，很难为据。

 

　　综上所述，王菊华认为，以墓葬形式出土的西汉纸状残片，有的不是纸，有的不是古纸，有的问题颇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就能谈“西汉早已发明纸或蔡伦不是发明家而是改革家”呢？

 

　　从古纸研究引出的话题

 

　　就在人们争论造纸术发明于西汉还是东汉时，另一些学者透过古纸研究，引发了对考古学的思考。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史前考古学教授，这位师从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留学多年的“洋博士”，在此次研讨会上，对古纸研究与考古学实践尤感兴趣。

 

　　他说，西汉有纸的问题实质上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产物，有其产生的外因和内因。外因是长期以来左倾思潮左右学术研究的偏激社会气氛，内因是有关学者学术作风的粗疏和草率。比如宣布西汉有纸的人本身不是考古学者，而发现所谓“灞桥纸”的人当时的专业水平并不胜任处理这类重要的考古工作，再加上我国考古学传统只重现象不重原因，只重器物不重相关背景的编史倾向，助长起一种倾心于追求中国第一或世界第一，和越早越显赫的不正常心态，致使一些学者不愿意从事必不可少的、常常是枯燥细微而又默默无闻的材料收集分析工作，而醉心于追求急功近利的轰动效应，甚至不惜采取歪曲、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法来达到这种目的。

 

　　像仅仅依据一个遗址或少数几个遗址中出土的几件可疑纸状物来否定和改写历史定论这样轻率的做法，恐怕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任何重要发现的孤例都可能有例外，要做如此严肃的历史结论，科学工作者必须慎之又慎，在没有掌握充分而可靠的证据之前，切忌下任何断然的结论。

 

　　纸，作为书写材料，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相传中国上古曾有过结绳记事的时代。那时，连文字也不曾有，更谈不上书写文字的纸张了。

 

　　商、周时代文字已经成熟，可还不曾有纸，我们的祖先就想出了各种记录文字的办法。他们起初是把文字镌刻在乌龟的腹甲和牛、羊等动物的胛骨上。刻在这些甲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春秋战国以后，我们的祖先又开始使用新的记载文字的材料——简牍和缣帛。简牍是几种东西的总称。把竹子、木头劈成狭长的小片，再将表面刮削平滑，这种用作写字的狭长的竹片或木条叫做竹简或木简，较宽的竹片或木板叫做竹牍或木牍。简的长度不一样，有的三尺长，有的只有五寸。经书和法律，一般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简上。写信的简长一尺，所以古人又把信称为“尺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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