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是周王的土地分配各庶民耕种的制度；职田则是一种公田，田地属于国家所有，但是提供给在职官吏盘活耕种，其中的收成作为官员俸禄的一部分，增加了官吏的收入，以此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时杜绝官员腐败贪污等问题。职田又称为“圭田”，来自于“圭洁之田”四字，希望用职田的推行使得官员保持廉节奉公的品格。
在东汉时，在京畿三辅地区试行“职田制”，将公田给予百官收取租税；西晋时期（291）正式规定，中央的官员按品级赐予田亩（一、二、三品官员对应菜田十、八、六顷）；东晋时才开始授予外朝官员禄田，田亩数也开始增加，给予都督二十顷，刺史十顷，郡守五顷，县令三顷；隋朝则规定，一品五顷，五品三顷，九品一顷；唐代的职田只给予职事官，未转正的官员和裹行官则没有此待遇。
五代时期，职田废除，至北宋999年，也就是真宗咸平二年，沿唐制复置职田制度，拨出官田做职田，宋朝廷的目的在于“养廉”，以使官员“中才之类可革于贪心，上智之人益兴于廉节”，也就是说使得官吏有了更多收入，那么聪明的人就不会去冒险做贪赃枉法的勾当了。当时的设计是“边远小州及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七顷，转运使、副使十顷”。以“立夏为断”，或以“芒种为断”发放收益，也就是在立夏或芒种两个收成期给官吏发放职田的收益，如果遇到换届官员，那么“断”之前的收益归上一任，“断”之后的收益归下一任。
官员可以将田地“以浮客充”，允许下户（贫苦老百姓）租佃，称为“租佃制”，佃户“招置客户”，但规定每顷不得超过三户，也即每户只可以租赁30多亩。
1、“无得侵扰客户”，不能扰民。
2、“佃户仍免乡县差徭”，参与职田耕作的农民可以免徭役。
3、“如有灾伤，并准例镯租”，如果遇到灾害收成不好，可以免除租子。
4、“臣僚多占职田或取租者，计赃坐之”，官员超过配额占取的利益，属于贪赃。
5、“原无田而率配人户者，以枉法论”，官员没有职田却收老百姓利益的，属于枉法。
这个看似完美的制度设计，其实存在着太多的弊病，“官吏不务至公，或差遣之间，徇于绕竟，或横敛之间，害己人民”，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实施的时候，不仅官员更容易怠工，还伤害了百姓的利益，导致宋仁宗天圣年间曾一度废除职田。但是一旦废除，“吏以贿败者多”而入狱，因而不久之后又重新恢复职田制。因为受制于宋朝官僚体系的效率，监管极为不利，虽有条文，却缺乏约束。
而职田制的弊端在南宋时更加严重，形成了“凡有职田之家，未有幸免之家”的现状，不仅仅老百姓受到迫害，就连保正（相当于村干部）上户（相当于村里的土豪）也难幸免于难。直到宋徽宗宣和年间，甚至强迫让保正和上户“分佃认纳租课”“致有破荡产业”者。这里的“租课”指的就是职田的赋税，大量名目繁多的租课导致有钱人家也都纷纷破产。
1、强行抑勒地租。
宋朝的职田多不是肥沃的良田，而是来自于官家荒地当中的逃田或户绝田（人死了没人继承的田），这些都是荒地转变过来的，打着灯笼都不一定有人肯耕种，那么地方官员就用行政压力逼迫老百姓租佃。
2、遇灾不减租课。
宋朝的官员时常瞒报灾情，“水旱灾伤，不许申诉”，而即使有灾害折损“依旧输纳租课”。
3、不按收成分红。
宋朝地方官私自规定“每亩制度分收一石至八九斗”，收这么多租子，等同于剥削老百姓，变相贪污。当然地方官员的“智慧”是无限的，惯用的谋私利的手段还有“加量”“增收加耗”“广收斛面”“私收糜费”等等，其实一句话就是“州县无以供，则豪夺於民”。
4、多占或调换职田。
宋徽宗六年，多占职田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出现在晋州知州和襄陵县，当地官员李君卿和刘可的“职田所得比旧增加五七倍”的事情震撼中央；而调换职田的事件则出现在江西州县，将别色田亩当做自己的职田使用，更有甚者将老百姓的灌溉农田也“利为圭田”。
总体而言，宋朝恢复的职田制，不仅没有达到“高薪养廉”的目的，反而助长了官员的贪婪欲望，又使得底层老百姓蒙受灾祸，民不聊生。
贪婪是人的本性，每个时代都有贪官，也都有官欺民，官压民的现象。但是人的进步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撑，而制度的建立又需要完善，实施制度又需要监管做后盾。反腐倡廉的任务是艰巨的，需要仰赖时代的智慧和人民的智慧，逐步约束人性，净化人心。
宋真宗规定“以官庄及远年逃田充”，“逃田”就是田主跑路之后收不到赋税的田地，如此反复，朝令夕改，左右为难，可见贪腐问题不是一个制度就能解决的，需要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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