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

　　随着部队慢慢扩大，包括水船被全军覆灭后来又迅速重整旗鼓集结数千部队。到后期打败太平天国时，湘军的部队总认输超过所有派系以及皇家主力部队，多达60万人。遣散时每人2两银子，这些钱都是哪里来的？

　　咸丰三年九月到七年底主要靠劝捐和经销饷盐，咸丰八年六月再出领兵，至同治四年五月北上剿捻，主要靠征收厘金，同治四年五月后厘金大部分停解，则主要靠征收盐课。曾国藩主要饷源及筹饷方式的改变，既反映了他的不同经历，也说明了他所处的客观环境的变化，可谓包含了他一生的酸甜苦辣。

　　劝捐济饷是曾国藩最早采用的筹饷办法，也是湘军当时的主要饷源。曾国藩办捐自咸丰三年九月开始，直到同治三四年间尚未完全停止。其间，咸丰三年九月至六年十二月带兵最多时达一万一千人，月需饷银六万余两，主要靠劝捐与办理饷盐筹集。咸丰八年六月再出领军，尤其咸丰十年五月在江西等省开办厘金以后，劝捐虽巳不再是主要饷源，但仍继续实行，尤其在军饷短缺时更是如此。

　　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因在长沙无法立足，不得不以进剿湘南土匪为名移驻衡州。一方面募勇造船需饷日增，一方面因与湖南司道关系不睦而无法再向藩库领饷，曾国藩被迫无奈，只得另起炉灶，自筹军饷。其时，切实可行的筹饷办法，只有劝捐一种。于是，这年八月曾国藩便在衡州设立劝捐总局，并陆续在湖南各府州县设立分局，派人四出劝捐筹饷。当时劝捐范围未出省界，执照由曾国藩自刊，钤以湖南藩司或巡抚之印，不仅信用不高，且尚须亲赴户部换照，方能有效。故手续麻烦，滞碍甚多，致使富绅裹足，报捐不甚活跃。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军东征，儒款孔亟，他又奏准预领户部与国子监印发的空白执照各二千张，委夏廷樾、郭嵩焘、黄赞汤、万启琛、胡兴仁、李惺等人分别在湖南、江西、四川三省劝捐，曾国藩大营与以上三省各发一千张，两种执照与大小职衔均匀搭配，俱依照原案折成实收，按资填发。结果，四川因胡兴仁调往他省，办成与否事属悬案，而湖南、江西则办理颇著成效，其中尤以江西成效最著，获款最巨。咸丰三年八月至咸丰四年底，衡州总局获捐银一万九千多两，而江西在籍侍郎黄赞汤则于咸丰四年正月始受曾国藩之托，在江西樟树镇设局劝捐，及至咸丰五年十一月，不足二年，筹款巳逾八十万两，先后解送曾国藩军营。

　　同治三年三月，江西巡抚沈葆桢奏准截留江西厘金之半，曾国藩担心金陵围师功亏一箦，急札饬江宁藩司万启琛与江苏藩司刘郇膏督率当地官绅分别在泰州和上海开捐，并要求上海筹集沪捐六十万两以济军饷。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克天京，清政府迫令曾国藩速裁湘勇以自剪羽翼。曾国藩急需大批款项发还欠饷及湘勇返籍途费，又于是年八月札委苏藩刘郇膏与沪道丁日昌在上海劝捐八十万两，陆续解送江宁善后总局，以应急需。这次劝捐活动可能要继续到同治四年方能结束。上海虽富，要在一年之内办捐一百四十万两，并非易事。在此之后，曾国藩是否继续劝捐尚未可知，而他的下属官吏的劝捐活动却仍继续进行。同治七年春，曾国藩致函署安徽巡抚、安徽布政使吴坤修，令其立即停止在“都门”的劝捐活动。可见，直到此时两江地区仍有人到外地劝捐。京都之地尚有人暗行此事，天下还有何处不可仿行?

　　在此期间，曾国藩还采用增广学额的办法，鼓励弁兵踊跃报捐，以解决湘军欠饷问题。按清朝咸丰三年新例，凡捐银万两者，除各该捐生给予应得奖叙外，其本县准加文武学额各一名，其加捐十万两以上者，亦以十名为限。当时湘军各部欠饷严重，平江营欠饷二十万两，新立不久的吉字营亦欠饷七八万两以上。于是，李元度首先在平江勇中动员以欠饷抵捐。各勇闻可刊碑勒名于学宫，纷纷欣然报捐，先后捐抵欠饷银十五万两，增广平江学额十名，岳州学额五名。接着曾国藩与曾国荃、李续宾、张运兰等人商议，劝其所部各捐数万两，凑成七万之数，以增广湘乡县文武学额各十名(前巳增广三名)。以欠饷抵捐，虽未拿到现银，但却减轻了筹饷负担，实际上与捐银发还欠饷无异，亦应算作劝捐的一种形式。由于湘军欠饷太多，弁兵心知难以索还，不如索性报捐，刻名于学宫碑石之上以荣耀身家，加以上司直接动员，故办理较易，而实际上则与勒捐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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