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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太医有多难当?说错一句话就是杀身之祸
时间:2020-12-06 16:35   来源:趣历史   责任编辑:沫朵

川北在线核心提示:原标题:古代的太医有多难当?说错一句话就是杀身之祸 杜钟骏是晚清的一名候补知县,号称擅长医道,被举荐入宫给光绪看


  原标题:古代的太医有多难当?说错一句话就是杀身之祸

  杜钟骏是晚清的一名候补知县,号称擅长医道,被举荐入宫给光绪看病。后来他留下一篇回忆文章《德宗请脉记》,里面说,自己在诊病前已深知慈禧和光绪的忌讳,“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所以要避开这两点。

  在给皇帝看病这件事上,讳疾忌医其实只是小事,最要紧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脑袋和前程。

  唐朝某些皇帝很喜欢杀医生。唐懿宗的爱女同昌公主病故,参与医治的二十余名医官被杀,还株连了他们的三百多位宗亲。出面反对的大臣温璋因被革职而服毒自杀,还被皇帝唾骂“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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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皇帝也很喜欢杀医生。明仁宗朱高炽做太子时,其妃张氏长达10个月没来例假,御医会诊后一致认为她怀孕了。只有一位叫盛寅的医生说她没怀孕,而是患了某种疾病,并开了一服被御医认为可能导致堕胎的“禁药”。后来张氏病情加重,只好死马当活马医,试一试盛寅的药方。但在试药前,朱高炽已命人将盛寅抓了起来,以致他的家人忧心如焚,担心全家会被“磔死”。盛寅被关了三天,朱高炽见张氏吃药后没死,才放他回家。吓尿了的盛寅想方设法离开皇家,调去南京工作。

  而嘉靖年间的御医许绅,是直接被吓死的。“壬寅宫变”时,嘉靖差点被饱受他摧残的宫女勒死,许绅奉命急救,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嘉靖前脚封赏许绅为太子太保,后脚许绅就死了。在遗言里,许绅明言自己死于“惊悸”。

  杜钟骏入宫给光绪治病,倒不必担心吓尿或吓死,因为当时杀医生已被公认为一件极不文明、极不体面的事。御医需要担忧的是自己的前程—之前同治死时,御医李德立等人均被“革职戴罪当差”;光绪与慈禧死后,御医张仲元等人也被革了职。

  为规避皇权的惩罚,历代御医都练就了一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高超本领。他们热衷于开无风险的补药,而非真正治病之药;热衷于用“慢治”卸责,而讳言药到病除;热衷于随大流,绝不发表独到见解,如此就可处在“法不责众”的安全位置。这些才是御医必修的核心职业技能,而非医术。

  皇帝当然也不傻。为防御医的套路,晚清朝廷发明了“轮诊制度”,以若干天为一周期,每天让一名医生前来诊病,并让他单独写出自己的诊断意见和药方,不许他们彼此交流,最后由皇帝和大臣来判断谁的诊断和药方是可信的。杜钟骏虽不是御医,但也被安排与其他被举荐的医生一起参加“轮诊”。他很不理解这种做法,对内务府大臣说:“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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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懒得跟这些“民间名医”解释,内务府的回复很简单—皇宫制度一向如此。杜钟骏大约也能明白,这种制度是皇室为防被医生联合蒙蔽而专门设置的,结果往往是:诊断的虽是同一个病人,但有多少医生就会出现多少病名和药方,继而使参与诊断的医生陷入被动。

  为求自保,杜钟骏从宫里出来,又去找了工部尚书陆润庠,说:“六天才允许我进宫开一个药方,还不许我们互相交流,哪有这么治病的?如果将来治不好皇上的病,究竟是谁的过错?”陆润庠的回复与内务府如出一辙—不要想太多,宫里的事一向如此。

  杜钟骏对“轮诊制度”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因为“轮诊制度”走到最后,相当于将判断药方好坏的决定权交给了皇帝、太后及大臣等非专业人士。

  1880年,号称“名医”的马文植受诏入宫给慈禧诊脉,开的药方就是先“呈内大臣、诸侍医看过”,再“进呈皇太后御览”,然后由李莲英传旨给众大臣,说太后觉得马文植拟的药方也不错,要他们商议一下,是继续服用御医之前开的药方,还是改服马文植开的新药方。大臣们不傻,自然不肯表达任何有倾向性的意见,集体回奏说:“我们啥也不懂,还是请老佛爷决定吃哪种药吧。”慈禧没办法,只好自己圣裁,很“机智”地将御医和马文植融为一体—用御医的药方,但得让马文植主笔。

  对御医的不信任,和御医对专业决策权的让渡,发展到 ,往往会变成皇帝自己出手更改药方,慈禧和光绪都干过这事。慈禧曾将薛宝田拟定药方里的“续断”改为“当归”。光绪常改御医开的药方,比如往里面加乳香、紫花地丁、白芷,或圈掉杜仲和菟丝子,有时还会直接下旨对御医进行业务指导,教他们怎么玩“君臣相佐”。

  “皇帝自己开药方”这事也见于欧洲。

  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常年受痛风困扰,又常暴饮暴食,他觉得宫廷医生都是无能之辈,所以更愿尝试民间偏方。安德雷亚斯·维萨里(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任宫廷医生期间,查理五世迷上一种叫“菝葜”的草药,不但强迫维萨里将之放入药方,还宣称该草药在治疗痛风方面有奇效。维萨里不信个案,也不愿糊弄过去。他在诸多痛风患者身上试验后,否定了查理五世的主观感受,认为他的痛风有所好转是控制饮食所致,与菝葜毫无关系。

  但查理五世更愿相信自己,让人调查维萨里,看他究竟是不是包藏祸心的“宗教异端”—在那个时代,被扣上“宗教异端”的帽子是有可能被烧死的。万幸的是,维萨里在言论方面十分谨慎,教廷什么也没查到。

  然而,若让皇帝撤去“轮诊制度”,听任医生互相交流,其结果大概率又会变成一场糊弄。

  杜钟骏在《德宗请脉记》里说,他们六位民间医生被举荐进京一段时间后,光绪有次下旨,让他们合拟一个“可以常服之方”,且给出五天商议的时间。六人接旨后,推举年龄最大的陈秉钧主笔。陈秉钧拟的药方会凸显御医之前开的药方有问题,众人都不赞成。杜钟骏还对其他五个人说:你们要是觉得自己能治好皇上的病,那不妨批评御医的药方;否则还是不要说的好,会得罪人。然后,众人照杜钟骏的主意,保留了陈秉钧的药方的头尾,将中间部分改了,使人看不出是在“明言”御医之前开的药方有问题。而杜钟骏自己拟的药方,根本就没拿出来给众人讨论。

  对参与药方商议的杜钟骏来说,不得罪御医、不用自己的药方为底稿进行讨论,比御医们的药方是否正确、自己的药方是否更好,要重要得多。

  如此这般,皇帝与他的医生就陷入漫长的僵局。皇帝不信任医生,医生也不敢给皇帝提供关于疾病的独立见解。双方不再是简单的医患关系,更像在玩一种两败俱伤的攻防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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