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制和府兵制，是支撑唐王朝统一中原、恢复经济、对外扩张的基本制度，但当这两项制度被破坏之后，唐王朝迅速从鼎盛走向衰落。

　　【北魏开始的均田制】

　　均田制起源于北魏，中国北方当时陷入五胡乱华的长期混乱状态，人口数量锐减，大片土地被荒废，而劳动力被集中在城市或者地方豪强的庄园当中。为了维持自身统治，北魏拓拔氏实施了均田制这项“强国之策”，在统治区域给无地平民分配土地，恢复了统治区域的农业生产，并通过收取田赋和徭役实现国家财政的平衡。

　　这并非是一种出于公平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制度，只是为了维持统治，强制性的让仅存的劳动力回到土地上的被动措施。当时的土地并不值钱，人少地多，劳动力反而是最宝贵的生产资料，所以分配的土地数量经常是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北魏时期，男丁一人约分配80亩田地，女子减半；东魏和北齐男丁100亩，女子40亩；西魏和北周无论男女都是140亩。而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一个成年男子没有牲畜帮助，耕种20亩土地就几乎到了极限。

　　北魏时期，无论男女，都是15岁视为成年，一直要劳作到70岁。后来随着人口增长，才逐渐提高到18岁成年，59岁停止授田。（盛唐时期，授田时期是23岁到57岁的男子，这时已经是人多地少，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因此，均田制在开始时并非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制度，而是压榨平民劳动以维持王朝统治一种剥削制度，人民就是被捆绑在土地上的奴隶，是为王朝缴纳赋税的农业机器。

　　【均田制既是强国之策，又是亡国之策】

　　当然，当劳动力、可分配土地数量达到一个合适比例的时候，就是王朝最富有活力的时候，而且我们的先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超过了后人的想象。因此，采用均田制的北魏直到隋唐，都能够在几十年内实现人口的迅速增长，国家从乱到治实际上并不困难。

　　而一旦突破了劳动力和可分配土地数量平衡临界点之后，人多地少，各种问题就将出现。能否处理好这些问题，就看当时的执政者的水平了，之前的王朝存在时间短，没等这个问题出现就已经改朝换代，而唐王朝被这个问题折磨了二百多年。

　　初唐时期，唐王朝对外扩张成效显著，在北方塞外、西北、西域夺取了大片的土地，并开始了对南方地区的开发，有足够的土地供国家分配。

　　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新取得的土地大部分不适合农业生产，或者需要长期投入才能取得收益。加上初唐时期向新开发地区移民的措施不够坚决，往往只是贬官或者罪犯才会被发配到边疆。于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次窗口时期被错过，如果李世民就开始坚决的实边移民，并把这个政策当为一个长期国策来执行的话，很多问题都将被缓解。而且也只是缓解，并不是彻底解决。

　　当然，李世民也无法预见到人多地少的问题将是让自己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更无法预见到自己的后人能放任这个问题严重到这个程度。让李世民在全国人少地多的情况下前瞻性的广泛对外移民，那是把李世民当神仙了。

　　唐王朝制度上的缺陷使这个问题彻底失去了解决的可能，权贵阶层通过各种手段享受减免税赋的特权，地方政府又把这些税赋减免转嫁给自耕农。所以，一方面地方政府开始开垦山林之类的区域，造成了中原尤其是关中地区自然环境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自耕农的负担越来越重。

　　如此恶性循环，当自耕农承受不住这种负担之后，抛弃土地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这就是唐代普遍存在的逃户现象。严重的地区甚至可以达到十之四五，《通典》中记载，天宝末期在籍人口数量约为5292万人，另外还有高达一千三四百万的逃户人口。

　　这些逃户，一些是跑到远离唐王朝统治的深山老林中生活，一些以佃农的身份重新回归农业生产，为集聚大量土地且有享受税赋减免的权贵阶层服务。如此下来，人口在增长，国家总的财富也在增加，但国家收不上赋税，百姓生活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这个过程是个长期渐进的过程，首先权贵阶层自身有充足的劳动力，足以完成自家土地的农业生产任务，且享受减免税赋特权，能够更为迅速的积累财富。之后，这些家庭突破唐朝法律限制开始扩大土地面积，甚至是巧取豪夺，土地开始向这些权贵阶层集中。为了保证这些土地上的农业生产任务能够完成，这些权贵阶层开始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把一些承担不了税赋的自耕农转变为佃农。

　　如此循环，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唐王朝再无一亩可供分配的土地，均田制名存实亡。初唐时期这个问题尚不严重，李治和武则天时期开始凸显，李隆基时期就已经到了不解决不可的地步。

　　（古代的逃户可不是桃花源）

　　【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

　　府兵制是一种结合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兵制优点的制度，起源于西魏，兴盛于初唐，在盛唐时期崩溃瓦解被募兵制取代。

　　府兵制的出现，是当时的西魏统治者宇文泰为了弥补兵源不足，放开了对治下农耕民族的武力束缚，允许一些地主豪强及其部曲进入军队成为正规军。而长期战乱也模糊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统治阶级的界限，成了一个为平息战乱而战的新的集体。

　　依靠最原始的府兵制，西魏在东魏强大军事压力下存活下来，并延续到了北周。这段时间府兵制最大的特点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招兵，而是招募地方豪强成为将领，其手下私兵也成为正规军，可以称作“募将”。

　　逐渐，加入军队的农耕民族人数日益增多，西魏和北周的军队主体除了原有的鲜卑贵族之外，又有了大量的汉族中小地主和自耕农。这些人被分配了田地，且不需要缴纳赋税，参战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军功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

　　有理想的军队是无敌的，于是北周统一了北方，获得了更多的土地，有足够的田地和官位分封给有功之臣，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尤其是小地主和自耕农数量增加，改变了以往依靠大地主之类的地方豪杰为主的“募将”方式，真正实现了兵源充足。

　　北魏一直到北周，这个阶段府兵制的特点是兵农分离，农民只负责种地缴纳赋税，不负责打仗。而士兵不需要缴纳赋税，是职业战士。

　　至于为什么不吸纳最底层的无产者进入军队，我个人理解，一方面是有恒产者有恒心，以自耕农为主的军队是有归属感的，军队战斗力和忠诚度都要高得多，不会轻易改变立场，而无田产者一旦战败就很容易被敌人吸纳；另一方面，无田产者成为士兵要提供兵器、军械，还要提供食物进行长期训练，这些都是要花钱的。而把这些人变成农奴更为划算，长期征战必须一批人从事后方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士兵们家中的田地也需要农奴来耕种。

　　北周武帝还做了一件灭佛的伟业，把大量被佛道寺观占有的土地和劳动力解放出来，同时清查地方豪强隐匿的田产和人口，这就是一千多年前的打土豪、分田地，北周也因此再一次实力增长。之后隋文帝杨坚摘了北周的桃子，否则北周在武帝时期已经具备了统一中原的实力。

　　【隋朝和唐初，是府兵制的鼎盛时期】

　　到了隋唐时期，府兵制已经发展成为“兵农合一”，自耕农成为王朝军队的主体，“战时为兵、平时为农”，再也没有农户和军户的区别，军即是民，民即是军。虽然战斗力可能比职业士兵弱，但人口基数大大增加，兵源有保证。

　　唐代府兵主要有三大功能，即中央宿卫、边境守卫和地方警备。后来府兵制被募兵制取代，三个功能也分别被禁军、军镇（藩镇）和团结兵（地方民兵）所取代。

　　根据《新唐书》中记载，府兵需要自行负担大部分普通武器装备，包括弓、矢、横刀、楯（盾）、短矛、被服，甚至是一部分粮食，平时士兵自行购买并储存在当地军府武库当中，士兵服兵役时再提供给士兵。

　　而国家提供的武器装备称为“私有禁兵器”，包括甲、弩、矛、槊、具装等。《唐律疏议》中明确规定不允许民间拥有这些武器装备，平时也是储存在武库当中，根据士兵的所出勤务发放使用，任务完成后收回武库。

　　所以，唐朝的府兵要用自己的家庭收入购买普通兵器，甚至可以购买私人马匹。需要服役的时候，府兵从地方府库领取自己的普通兵器，行军到服役地点，再根据具体任务领取特殊武器。服役期结束，这些府兵交还特殊武器，携带自己的普通兵器回到家乡，再把这些普通兵器交回地方武库，府兵又变成了普通农民。

　　因此，初唐府兵制鼎盛时期，数十万府兵几乎不用国家负担，军费仅占国家财政全部支出的二十分之一，这和北宋时期募兵制国家财政七成以上用于军费有天壤之别。

　　初唐时，府兵制兵源充足，甚至可以择优挑选士兵。比如家庭富裕程度差不多的选取更强壮的，身体素质差不多的选家庭富裕的，财富和身体条件都差不多的选家里男丁数量多的，违反这种选兵原则的军官还将受到处罚。

　　这种情况，只有在初唐这个有大量自耕农团体存在的社会才能实现，也奠定了初唐时期天下无双的汉人武功。

　　李世民的千古一帝地位，很大程度是均田制制度下劳动力和国家可分配土地数量刚好处在一个最合理的平衡点上。并且李世民战略思路清晰，对外扩张积极、灵活、主动，扩张效果良好，又使这种平衡能够更加持久。

　　这个时期，均田制培养了大批自耕农，自耕农享受国家政策实现人口增长、家庭富裕，又为府兵制提供了大量优质兵源，而府兵强大战斗力又能开拓出更多的土地实现均田制。一个完美的循环出现，这才是初唐在国家统一不久就能吊打周边各国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土地兼并是中国古代王朝灭亡的大杀器的话，府兵制+均田制就是王朝兴盛的超级武器。

　　【均田制被破坏，带来了府兵制的崩溃】

　　均田制和府兵制打造了最强大的初唐，也把唐王朝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到了顶峰。但滑稽的是，之后唐王朝经济越来越繁荣，却越来越负担不起支撑王朝发展的均田制和府兵制两项基本制度了。

　　武则天时期，唐王朝的均田制已经开始失效，逃户问题凸显。而武则天在这方面是毫无概念或者无心解决，于是这个问题持续存在，并越来越严重。但当时府兵制仍然可以勉强维持，任何一个想反抗武则天的人，包括徐敬业和李冲、李贞，只能自己招募军队，无法调动府兵一兵一卒，所以武则天能当上女皇帝是赶上好时候了。

　　李隆基继位之后接手了一个烂摊子，逃户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于是，李隆基任用宇文融等一批在史书上评价不高的“聚敛之臣”，采取括田检户这种技术手段缓解了这个问题，开元盛世得以出现。同样也只是缓解，并非彻底解决。

　　但哪怕只是缓解，效果也是如此的明显，当年李世民和李治父子二人二十年时间灭了高句丽，得到七十六万户人口，而宇文融仅仅靠田地人口普查就得到了八十万户人口，相当于取得了一场灭国之战的胜利。

　　灭高句丽的李绩和薛仁贵被千古传颂，而取得同样功劳的宇文融，却因为动了某些人的奶酪而被口诛笔伐上千年。

　　正如高句丽得而复失一样，宇文融的这场经济战役的胜利果实也没有维持太久。毕竟他只是采取技术手段在权贵利益集团垄断国家经济的大潮当中投下了第一块石头，李隆基没有继续跟进，于是，在开元末期一切就已经恢复如前，逃户问题在被暂时缓解之后，再一次势不可挡的冲击着唐王朝统治的基石。

　　最直接的现象就是府兵制失去了作用。

　　开元末期，各府兵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贞观年间还可以择优选兵，短短几十年过去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别，不得不说李治和武则天这两口子把国家治理的太好了。

　　没有兵员补充，大唐王朝的军事力量降到谷底，连李隆基的禁军都出现了问题。于是，只得饮鸩止渴，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并开始允许各道节度使自行募兵，又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有兵了。

　　募兵制并不是一项坏的政策，甚至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前提条件是中央政府对经济有足够的控制能力。而包括盛唐和后世的北宋都没有这个能力，盛唐之后藩镇割据，北宋被军费压力拖垮、积贫积弱，都是政治问题带来的经济问题造成王朝覆灭。

　　对于李隆基来说，募兵制需要花钱，中央财政又无力承担，只能给地方节度使赋予地方财政权，把藩镇这头猛兽彻底的解放出来。效果同样立竿见影，短短十余年后，盛唐被安史之乱摧毁。

　　这是李隆基治国水平的具体体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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