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作为一个皇帝，杀功臣，杀外戚，杀权臣都是很正常的，只要有人挡在皇权的路上，那么皇帝就有一万个理由杀了他。更何况当臣子做了一些特别犯忌讳的事时，他就非死不可了，文帝时期周勃不也发出了“吾今始知狱吏之贵”的感慨，更何况，你们所谓景帝的“寡恩刻薄”也大多针对的是勋贵官僚，圣天子垂拱而治，官场上“众正盈朝”，地方上乡绅士大夫其乐融融，所有既得利益者们一团和气，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盛世？

　　你们难道不知道一个国家稳定真正依靠的还是中层人民的力量，中国古代多指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就是所谓的“良家子”，相比之下，景帝时期百姓的生活压力还是比较轻松的，至少比武帝时期轻松，武帝晚期国家经济已经濒临崩溃了（告缗、白鹿币），各地都出现了叛乱的情况，景帝时期国力也大有提升，没有文景这么多年的积蓄，且内部诸侯王势力大有削弱，武帝怎么能安心的征伐四方，说到武帝，人们大多夸耀他的功绩而将他神话。客观来说，武帝朝人才济济，君臣携手，洗雪了汉朝开国以来的平城之耻、吕后之辱，帅师伐国,北擒单于问罪于前，其文治武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人能够与之媲美。

　　但其实关于武帝的庙号，是宣帝为了巩固自身统治需要而上的庙号，夸耀祖先的功绩而巩固自身权力的合法性，武帝在位时，一纸告缗令使国家商业停滞倒退，发行白鹿币使国家公信力受损，寻仙求丹，大建宫殿使国库空虚，文景两代积蓄都被挥霍一空，有人或许会说国库空虚是因为武帝征伐匈奴、三越、朝鲜所致，但是通过资料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如果不是他的奢侈和好大喜功，汉朝当时的经济也不至于近乎崩溃。

　　不可否认的是，文帝景帝给武帝留下丰富的帝国根基，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综上所述，我认为，评价一个皇帝在位的得失并不在于他私德如何，而在于他在位时所推行的政策是否有利于国家实力的提升，他治下的百姓生活是否安康，我们不能以现在普世的价值观来要求当时的主流思想，更不能以一群腐儒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皇帝。

　　翻阅史记的十二本纪，你会发现孝景本纪和孝武本纪的文风和其他十本纪截然不同，而且和其他的世家，列传的文笔也大相径庭。像战国秦朝离武帝朝那么久远的年代，司马迁手中掌握的可靠性史料更少，却能让读者读到这些前代风云人物时觉得身临其境如见真人，每个历史人物描写得如现代武侠小说中一样情节扣人心弦，这主要归功于太史公高超的文笔，尤其是你读孝文本纪，你会被汉文帝一句句上谕中透露出来的德治仁政深深地打动。

　　但是一翻到孝景本纪，就只有聊乏味的记录历史事件，到最后太史公曰按例要给评价了，他也只是称赞孝文大德，七国之乱的错更是推在了晁错身上。孝景只是带过一笔，这已经很能说明态度了，司马迁对汉景帝汉武帝父子两代的态度都相当不认可，但你不敢也不能当面指责当朝天子，所以干脆不予任何评价，只是简单的罗列客观史实，更何况，孝景本纪和上本纪是被汉武帝看过后要求删改的，骂晁错，上司不好骂当然只好让手底下办事的人背锅啦，司马迁是一个典型的黄老信徒，崇尚无为而治的理念，从他对吕后和汉文帝的高评价就看得出来，吕后作为当朝反动派，他却敢对吕太后的治国政绩不惜笔墨大加赞扬。

　　汉景帝虽然也沿袭了他父亲黄老无为的治国思想，但很明显他身上没有像他父亲一样贯彻了完美的老子思想，七国之乱的确是场完全可以避免的兵灾。因为汉文帝时贾谊就提出了众建诸侯寡其力，这是后来主父偃推恩令的原型，这招分封土地给诸王庶子的效果等于肉烂在锅里，时间会帮你解决很多问题，假以时日，最多两三代人的功夫，诸侯王尾大不掉的局面就会自动土崩瓦解，如果说这招温水煮青蛙是上策，那晁错给汉景帝出的削藩纯粹就是下策了，同样是贬抑功臣，汉文帝只是让周勃下狱受苦最后还保他侯爵安享晚年，汉景帝是直接让周亚夫饿死在牢狱。在最后，我想说，汉景帝是明君还是昏君，都是见仁见智的的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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