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节省差旅费，他住在桥洞下，睡在公园的长凳，火车候车室的座椅上。向路边卖盒饭的小贩讨要剩饭菜。

“老爷子吃了很多苦。”周家华母亲多次和周兴标一起到北京和合肥替儿子伸冤，她理解周兴标的窘迫。

1999年，听到周继坤被宣判死刑，周兴标的精神气垮了，看到法院的人就下跪。

父子二人几乎过上了平行的生活。他们仿佛生活在两个监狱，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

周继坤看不到家人的努力，他偶尔埋怨父亲和妻子，申诉有这么难么?

2016年，周兴标身体每况愈下，他在最后一次探监时向儿子保证：“再等等，只要我活着，就会替你伸冤到底。”

十年前，周在化和周在春前后出狱，他们也走上为自己洗刷罪名的道路。“每家人的火车票摞起来都至少一米多高。”周在化说。

4月20日， 周继坤等5人又聚在一起，商量对当年办案人员追责的事情。“我们不要国家赔偿，一分钱也不要，只要求依法惩戒当年的办案人员，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也是必须要完成的目标。”周继坤说，当年在监狱里看到呼格吉勒图案平反的报道，随后相关部门启动追责程序，依法对呼格吉勒图错案负有责任的27人进行了追责，他兴奋得一夜没睡。

周继坤说，他们5人已经决定，过几天就去北京，到最高法请求启动追责程序。

4月22日下午，周继坤5人从村里赶往合肥，给21年坚持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的几位律师送锦旗。

车驶过乡间麦田边的岔路，周继坤忽然指向右侧窗外的一个坟头，轻声说，“那是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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