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国内律师或家属单方面取得的证据不一定有效，除非得到马方的认可。”胡本俊说。

　　也有女孩家属到马来西亚，寻求中国驻当地领事馆的帮助。“但领事馆只能帮我们推荐律师，还能帮忙去监狱里探视。”程蓉的弟弟说。因为依据外交政策，中国公民在外国触犯当地法律的，要按照当地法律处理，中国领事馆不能干涉其内政或审判。

　　3名女孩一审被判死刑

　　赵涵涉嫌贩毒被捕的消息，经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发至四川省公安厅，又层层下达到村里。接到消息时，赵涵的父亲觉得“天都塌了”。

　　他不相信女儿会为了钱铤而走险，花大价钱在当地请了律师，案件一审预计今年5月开庭。“为了这个事花了将近40万，20多万都是借来的。”赵父说，老两口本已在家养老两年，如今重新外出打工，只留下9岁的小女儿在老家上学。

　　其他女孩的家人和赵父的想法一样，都认为自家孩子对带毒之事全不知情。“多花钱在马来西亚请一个好律师”，是他们的共识。

　　一名女孩的家人为其聘请了一位口碑颇好的当地律师，一审费用便高达30万元。但她的家人最终只支付10万元，“因为她的事欠了太多债，实在没钱了。”

　　对于此类案件，这位律师有过胜诉经验。他和国内的法援律师共同商定了辩护策略：在国内收集有利证据，由律师移交给主控官；在女孩认罪的前提下，由主控官改变公诉罪名。“就是把罪名从39B的贩卖毒品，变成39A的拥有毒品。”法援律师胡本俊说，如果硬打官司，女孩很可能被判死刑，“所以我们选择了认罪保命。”

　　2017年10月，这名女孩被判拥有毒品罪名成立，被处监禁14年。

　　在律师的帮助下，2016年12月22日，收集了多项有利证据的郑嘉嘉一审被判无罪。但判决后，检方有14天上诉期。“如果第14天下午三点半，律师没有接到法庭的电话，那就代表我姐姐没事了。”郑的妹妹告诉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

　　为了迎接郑嘉嘉出狱，她的家人特意前往马来西亚。第14天上午，他们便退了酒店，还为郑嘉嘉备下水果和碘酒。“因为里面条件不好，她脚上又有伤口，在脏水里泡过后溃烂了。”

　　那一天，被判无罪的郑嘉嘉已从监狱转移至移民局下属的扣留所。接近40度的高温下，家人在扣留所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下午三点左右，律师还是接到了法庭的电话：检方继续上诉，郑嘉嘉走不成了。

　　2017年12月26日，郑嘉嘉案二审开庭，3名法官再次判其无罪。“但中国是二审制度，马来西亚是三审制度。只要检方继续上诉，就要走完三审程序。” 余家福说。而郑嘉嘉案二审宣判后，马来西亚海关当庭提出上诉。

　　被捕至今，郑嘉嘉已在马来西亚的监所里生活了7年。余家福介绍，如果全部走完三审程序，通常需要6到10年。

　　比郑嘉嘉处境更为不利的是程蓉。她和另外两名中国女孩一审被判死刑，目前正在上诉。

▲程蓉一审的法庭。

　　顽固的跨国犯罪团伙

　　监狱里条件不好。郑嘉嘉在妹妹第一次去探望时，哭着乞求家人尽快救自己出去。“之前她吃的菜就是发臭的鱼，或者咸鱼，经常吃不饱。”郑嘉嘉的妹妹说，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家属每月可以交纳650马币（约合人民币1050元）为她们改善伙食。她只给姐姐买过几个月。“平常的电话费加生活费，基本要千百块马币一个月，实在很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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