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南巡之后，以陈东升、冯仑、潘石屹、王功权等人为代表的“92派”敏锐地预见：现代的、开放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同时，艺术界一些敏感的人也开始意识到，这种形势下，艺术也将走向市场化。

    1991年，吕澎创办了《艺术·市场》杂志，并在第一期前言中写道：“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在一个只有用类似“经济化文化”这样的术语才能更准确地表述当代文化的时代里，中国当代艺术正以种种不成熟的形式和渠道进入世界“艺术工业”的大循环。”

    由此可见，艺术的市场化实际上是一种基于时代的选择，它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买卖关系。只不过，长久以来人们并不习惯“艺术”与“市场”发生关系，尤其是在理想主义热情弥漫的八十年代。但无论如何，到1994年以后，以嘉德拍卖为代表的中国艺术拍卖，开启了艺术市场化的先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市场化”其实是艺术争取自身空间的一种方式，那个时候许多人可能都没有预见到今天艺术市场过热的各种问题。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艺术市场并没有条件通过足够的试错来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试想连市场经济都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我们如何能够要求艺术市场从一开始就是健康有序的合理的呢？正如吕澎所言，当代艺术虽然走向市场化，但依然是以种种“不成熟”的方式呈现的。只不过这种“不成熟”在90年代无暇顾及。

    2000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受到世界的注意，国外收藏刺激了国内的艺术市场。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中国画廊、拍卖行急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拥有画廊近两千余家，拍卖行一千七百余家。2004年至2008年，中国艺术拍卖的交易额每年大幅递增，进入市场爆发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艺术市场制度的完善，恰相反，短期内过高的增长率和收益率正说明这个行业的市场制度存在缺陷。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艺术市场的缺陷刚刚开始暴露，但国家通过行政方式对文化产业的大力投入、支持虽然给疲软的艺术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另一方面也拖延了艺术市场改革的机会。

    “文交所事件”可以看做一个颇有意味的转折点。本来，“文交所”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一种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但这种模式却将原先艺术市场机制的缺陷集中爆发出来。画廊面临税收问责，一些画廊开始考虑转向香港；同时，拍卖业绩也不再像以往那么乐观，甚至一度传出一些拍卖行转战香港甚至要撤销的传闻。

其实，当下形势，只是艺术投资市场遭遇困难，而这种困难也和近期的宏观经济环境相关。这并不意味整个艺术市场的崩溃，恰恰相反，这可能是中国艺术市场转型的时机。中国艺术市场的畸形导致低谷，是合理而且必然的。

    从人类已有的经济规律来看，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的起点是生产，终点是消费，中间环节是投资行为活动的空间。即便艺术品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一旦进入市场后也必然要符合市场规律。

    自2004年以来，中国艺术市场的模式基本上是画廊代理、展览、宣传增值、送拍、基金运作这样一条线路运营的，市场火爆的同时，艺术产业实际上是运行在一个过度倚重投资市场、忽视消费市场的畸形模式里，真正的艺术品消费市场尚未得以有效开发，导致艺术品产业中，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买单者。

    所谓“真正的买单者”，大概包含两类：一种是藏家，其购买艺术品的首要目的是收藏，而并非伺机转手获取利润；一种是将艺术品作为审美消费品的消费者，比如酒店会所，个人家庭。以此审视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不难发现，目前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主要集中在投资市场。没有持续的、大众的消费市场，“艺术产业化”很难实现，最终结果是制造出短期内价格飙升的艺术明星，但往往最后“有价无市”。

    同时，缺乏消费市场，意味着缺少艺术品自由市场。由于缺乏自由的、足够的流通，艺术品定价将始终缺乏合理依据。中国当下艺术市场的定价机制，是“艺术家自报价——画廊调整价格——拍卖定价”的逻辑，最终市场价格的形成是根据拍卖价格而定，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根据市场原理，商品价格的形成应该是通过反复的自由交易，在市场交易中获得定价，而不是定价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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