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士大夫与国外的贵族有共通之处。以前中国农村介于王权与农民之间那一层，在儒家思想的教化下，他们是中国传统中最具公共道德意识、公共服务观念的一群人，可惜这群人早随着社会的变革被历史荡除的一干二净。古代有句话叫“为富不仁”，反面理解，就是“为富当仁”，“仁”这个概念算是儒家哲学的核心之一了，什么士大夫要讲的人文精神、公共道德意识、公共服务观念都在“仁”字覆盖之下，现在的富人有几个受过“仁”的教育，体会“仁”的精神？

    再一个是贵族的心态。我以为，只有自信、自足的一代人才会盛产贵族绅士。他们在稳定、平和的环境下成长，对外来有肯定的预期，对自己有十足的安全感，这个时候，才能神定气闲地发挥绅士风度、释放贵族气质，甚而悲天悯人，服务公众。而中国人最缺的就是安全感，我们这代乃至下几代人都将是充满危机感、不安全感、不满足感、焦虑感、对未来不敢确定的一群，这不单是对一般群众讲如此，对富人也一样。中国的变化太快了、中国人的沉浮太速了，有道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扶梨黑手翻持笏,吃肉朱唇却吃齑。先别说什么社保养老之类奢侈问题，就是在保证人的生存权、财产权等切身利益方面，近100年的中国从事实来说也做得太差，从制度来说漏洞百出，富人们都未必有十足的安全感，搂钱都来不及，何谈做什么贵族。
 
    还有对财富以及权力的认识。以前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中国富人为什么不爱慈善：除了中国富人们自身缺乏安全感，还没顾到慈善之外，富人们对金钱及权力的认识也与现代主流社会不同。在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许金钱是万能的，但肯定不是全能的，人们都能认识到金钱以及权力的边界，所以比尔盖茨在赚足了钱以后会想到捐出去--他知道钱就那么大用处，再多也有其边界。但在中国，金钱以及权力的边界却远未理清，金钱的用处太大了，多一分金钱就多一分权力，怎么能轻易捐出去？这一点，俄罗斯的寡头们的想法跟中国富人非常相似--他们也不爱捐钱。

    也就是说，贵族们不但有家世、教养以及财富的基础，而且，要对财富与权力有清醒的认识。他们不但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要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这种人，没有长期而肥沃的宪政法制民主精神土壤，也培养不出来。
 
    如果把贵族绅士当作一群贴着礼仪、风度标签的新富人士，中国几个高校完全可以开高价班培训几批出来，而如果要寻找那些具备真正教养与精神的贵族与绅士，在当下的中国，可说难之又难。或者，这种人要在中国国家安定团结政治现代文明经济繁荣昌盛文化复兴开放一百年之后方有可能量产。
   
    最后需要说的是，中国虽然没有贵族精神、绅士精神非常可惜，但更为可惜的是，中国连千古相传的士大夫的精神也没有传承下来。什么是士大夫精神？说起来一言难尽，总之就是一种古代的理想主义精神，它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一切优良品质与魅力之处，比如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西汉人的淳朴，东汉人结党聚朋的气势而有能如东汉人崇尚名节，魏晋上品门第男女的风骨，隋唐人不羁，宋人的适意、优雅、超拔、正气与社会责任，明人的执拗与前仆后继......这些都已经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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