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嫁接古今、面向世界、启蒙创新的信念，我在古代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哲学与美学、理性与感性、绘画理论与美术实践之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和思考。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哲学系资料室藏书颇丰，像久负盛名的《英国美学杂志》、《美国艺术》等英文刊物，还有国内的《美术》、《江苏画刊》、《美术译丛》、《美术思潮》等中外美学和艺术理论图书期刊，都是我最为细心阅读的。

　　我在阅读伦敦大学学者迈克尔·菲利普森(Michael Phillipson)的《绘画、语言与现代性》(Painting, Language and Modernity，1985)一书时，意识到其中的第二章节 “走在衰弱了的艺术之前”对国内当时青年艺术家们了解国外最新的美术思潮，并进而对当时正在进行的绘画反思具有很大的启示价值，于是便连夜翻译出来。考虑到该书是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分析和反思的，我便在文后增加了六个专用术语的注释，对engagement, specific signifying practice, alternative reading, to write, writing, 等做了引读。连同原文的复印件，我投寄给了武汉的《美术思潮》，发表在了1987年第4期(双月刊)上。收到刊物时发现我的姓名被错印成“高岑”，注释部分的英文拼写也有三处错误。这与当时《美术思潮》经费和人手匮乏有很大关系。 无论怎样，这是我在国内正式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有关现代艺术的文稿(翻译稿)，现在看来，它是我这个身在北大、与新潮美术神交的青年学生，在研究传统画论的同时关注国内艺术变革动向的开始。我翻译的这部著作特别是这个章节，针对当时在西方已经出现的关于绘画死亡的争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在一种形象的大量描绘和宣传媒介的模拟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中，绘画难道不能成为那种正由于它的不合时宜性，因而有可能蕴含、示意其他事物的必然性的绘画吗?”[2]绘画并没有终结，它只是要求我们对有关现代信仰的当代判断作重新思考，把风起云涌的“后现代”看成是一种现代性范围之内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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