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印度国家文学院的引荐，我们已经拿到了一本关于泰戈尔的情感传记图书的独家中文版版权。”说这话的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版权部主任杨立，她高兴地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这是自今年印度新德里世界书展上四川人民社与印度国家文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后的首个成果。

作为一个有60多年历史的老牌出版社，四川人民社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图书实物出口和版权贸易，包括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版权贸易仅局限在港澳台及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四川人民社抓住各种走出去的契机，成立了版权部，以版权输出、引进为主要工作内容，开展了系列版贸活动，参与了多项走出去国家级重点项目，成为出版川军中对外版贸的佼佼者。

借地缘优势 深耕周边市场

杨立告诉记者，与印度国家文学院的合作不光是引进图书版权，还包括两国文学和出版界人士互访等多种交流，印度与中国同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孕育了大批优秀的学者和作家，而四川与印度在文化交流上又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两地以喜马拉雅山为纽带，拥有与古印度同时期繁荣的金沙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文化渊源。

在开展版贸活动时，四川人民社也特别利用了这一地缘优势，在10多年前，就开始引进印度瑜伽经典图书，目前他们的“瑜伽文库”已经持续出版近10年，在国内同类型图书中非常有口碑。随着国家开展“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四川人民社更加强了与印度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出版业的交流与合作。2014年出版的《甘地传》，由首任印度国家文学院院长克里希纳·克里帕拉尼撰写，作为印度政府对外推广图书，受到印度政府高度关注。

四川人民社在图书版权“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也取得了一定收获。2015年10月，四川人民社与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合作，在印度推出多部英文人文社科学术专著：《邓小平改变中国》《东方文化西传及其对近代欧洲的影响》《马云全传》等。凭借在印度市场取得的卓越成就，四川人民社还荣膺2015年度印度卓越出版商称号。

“与印度出版界的合作已日臻成熟，我们计划在2016年合作出版一批能代表中国梦，反映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优秀作品，落实优质图书版权落地。我们也期待与印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文化，推进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走出一条文化‘丝绸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周颖说道。

做精准版贸 满足不同口味

2014年，四川人民社成立了版权部，当时成立这个部门就是要集中力量做版权的引进和输出，不仅是把图书输出到周边亚洲国家或华文地区，还将目标瞄准欧美发达国家。杨立笑言，做版权输出其实跟开餐馆一样，厨房在中国，而餐桌和客人都在外国，不能自己觉得好吃就行，最重要的是客人喜欢吃。于是她和同事们一起绞尽脑汁研究“客人”的口味，针对不同的“客人”，他们提供不同的“菜品”。

杨立认为，欧美国家的读者，对中国的兴趣主要在高端学术著作和当代中国社会面貌。2014年，由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撰写、反映新时代中国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学术专著《新纲常》一书输出到荷兰著名老牌学术出版社——博睿学术出版社，进行全球发行，有了与博睿出版社的合作，这本书立即受到日本等国家的关注，到哪里都会很受欢迎。反映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美好新家园》和《汶川大地震》版权输出到美国后反响也很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四川人民社重磅推出全国第一本全面系统介绍美军第20航空队在华作战史实的作品《超堡队：美军第20航空队与中国人民共同抗战图集（上下卷）》，该书电子版权输出到美国圣智集团，并通过圣智盖尔电子图书馆实现全球上线。同年，版权输出地域进一步扩大，多个品种图书输出到加拿大、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配合重大节庆、时效性较强的图书也很受欧美读者欢迎。杨立说，2016年还将根据外放市场的需求，主动策划一批外向型图书，如利用2016~2017中俄媒体交流年活动，打造“黄金时代”俄罗斯文学经典系列、“聆听大师”俄罗斯大师系列等。

在一些新兴市场，四川人民社的版贸也取得了突破，2013年，邓小平系列图书《邓小平画传》《邓小平改变中国》等实现向阿拉伯地区的版权输出，《陈云全传》《东方文化西传及其对近代欧洲的影响》《中国民居与传统文化》等图书输出到突尼斯和埃及。而对于同处在亚洲文化圈的日韩及港台地区，则适合较为通俗、清新的图书，如电影《重返20岁》的影视同期书就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取得不俗成绩。四川人民社还会结合豆瓣读书等较受年轻读者喜爱的榜单制定推广目录。

在版贸活动上，四川人民社与包括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法国阿歇特出版集团、企鹅兰登书屋、剑桥大学出版社等超过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家出版机构、版权代理公司和图书公司进行了业务洽谈，并实现常态化的业务合作。

调工作思路 开拓多种渠道

杨立坦言，在做版贸的这两年里，她深深地体会到做版权贸易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开拓渠道。她说：“四川人民社是以社科图书为主的出版单位，除了意识形态类产品输出较为困难，还因社科图书部头较大，以纯文字为主，翻译成本较高，所以相对少儿类、文学类出版社，版权输出难度较大。因此我们的工作思路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具体来说一是先交朋友后做生意，二是以引进带输出，最后则是用好国家政策。”

这些年来，四川人民社越来越重视在国际舞台的展示亮相，除每年最重要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还积极参加伦敦书展、美国书展、印度书展等国际书展，通过书展广泛结识国际出版人和版权代理机构。除了常规的东南亚渠道之外，还建立了阿拉伯地区、欧美地区、印度、俄罗斯等新的版权渠道，为版权贸易建立打通了管道。

而对于以引进带输出，杨立解释道，近年来，四川人民社引进版权图书渐成系列，打造出外国文学“四叶草”人物传记“legend·传奇”等多个具有市场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图书品牌。像人物传记《我是马拉拉》上市以来，持续销售火爆，并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选的2014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第十四届输出引进版权优秀图书”；纪实小说《激流男孩》排名《纽约时报》畅销图书第一名，占据《华盛顿邮报》畅销榜68个月之久。法国国宝级作家弗兰克·蒂利耶创作的《左撇子的杀意》仅法国销售就超百万册……这些高品质的引进图书，提升了四川人民社在图书市场的辨识度和占有率，也加深了该社的整体品牌在外方出版机构中的印象，为与外方洽谈版权输出做了较好的铺垫。据杨立透露，积极申报国家级走出去项目也是他们版贸工作取得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每年都关注国家在走出去方面的政策或项目，积极申报，筹措部分项目经费，努力化解翻译成本较高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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