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三八节”定在3月18日，著名共运领袖蔡特金曾说：这是为纪念1871年3月18日法国妇女在巴黎公社起义中的英勇表现。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苏联顾问鲍罗廷夫人对国民党当时的妇女部部长何香凝谈起“三八节”，何立刻响应，同年3月8日，广州举办了首次公开庆祝“三八节”活动，从此“三八节”影响不断扩大。

　　“三八节”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可当时广州职业妇女仅2百多人，参加活动的却超2千人。可见，“三八节”内核从一开始便被改写，1925年时，该节最终被格式化为这样的语句：“国民革命不成功，中国妇女不能得到初步的解放，全国妇女不参加革命，中国国民革命也不会成功。”

　　总之，女性的自我价值最终要依附于革命来实现。

　　越解放便越失去自我

　　在《三八节有感》中，丁玲对女性解放运动的逻辑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革命队伍中，女性依然要以嫁个好丈夫为目标？为什么离婚女性依然受歧视？为什么女性并未摆脱从属地位？为何有了平等的大环境，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仍无法消除？

　　丁玲也曾努力将自我融入到时代潮流中去，国统区记者这样描写延安时期的丁玲：“很随便地抽起卷烟来，烟抽得很密，大口地吸进，大口地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丁玲的朋友陈学昭则多次提到丁玲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说她声音洪亮，女性特征几乎消失了。作家萧军在日记中多次记录了丁玲张口带出的脏字。

　　然而，丁玲意识到，虽然自己被改造为半男人，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但她的人格并未得到真正的尊重，甚至落入了越解放，便越失去自己的怪圈中。

　　“五四运动”以降，女性被封为“国民运动中间的劲旅”。1930年12月，鄂豫边特委说：“妇女斗争每一发动，即表现异常积极，时常走上了农民的前线，农民反而落后了。同时也因为这种关系，农民感觉妇女斗争过于激烈，常有不满意的表现，但妇女却还是毫不顾忌的。”女性被时代需要所套牢，但她们真的会从中受益吗？如果结果背叛了她们，她们该怎么办？

　　《三八节有感》所隐喻的那些问题，其实很难回答。

　　妇女为何没顶住半边天

　　在铺天盖地的批判声中，《三八节有感》作为“大毒草”，一度销声匿迹，但丁玲提出的问题却未消失。

　　1949年后，“妇女能顶半边天”风靡一时，但妇女真的顶住半边天了吗？

　　不否认，女性地位空前提升，有了更充分的参政议政权，在大中城市中，基本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可代价是，她们只能屈从于男人制定的标准——她们依然是男人“改造”的对象，物理的裹脚布被拆除了，精神的裹脚布仍存。

　　到“文革”时，“半边天”有了准入资格，据黄薇《自我与他我——中国的女性与形象（1966—1976）》一书的研究成果，当时只有5种人具有当“半边天”的资格。

　　其一，“三忠于，四无限”的忠诚女性，如顾阿桃、吴桂贤等。

　　其二，“敢作敢为”的女红卫兵，如谭厚兰、宋彬彬等。

　　其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姑娘”形象，如郭凤莲、黄帅等。

　　其四，永远“扎根”农村的女知青形象，如邢燕子、侯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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