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我们的幸福 《大萧条下的生活经济学》：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够予人幸福生活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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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社会发展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幸福指数也降低了？在社会大发展的背景下，我们依然要过节衣缩食的日子吗？”这发问源自一位美国学者，源自那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被国人向往、效仿、追梦的国度的反思。

　　无独有偶。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成为一个时髦话题，与年会的主题“大转型：塑造新模式”遥相呼应。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后来者的姿态去效仿美国在工业文明时代所取得的“成就”，从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专业化分工组织生产，到快时尚、快消费的生活方式。人们逐渐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工作或工作圈子中，执迷于赚钱和享乐，反而可能连对门邻居的模样都记不清楚。

　　然而，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无疑深深刺痛人们的内心。我们是否能像美国那样透支信用、透支自然来换取当前的过度消费、奢侈消费？有没有其他方式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生活的安全感？

　　朱丽叶·B·肖尔，这位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正是站在美国大萧条的阴影下反思。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她，以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复合视角来研究人们的工作、消费、环境和消费文化。她在《大萧条下的生活经济学》一书中，跳出传统经济学的窠臼，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新进展以及一直以来与传统经济学的各种经典论战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娓娓道来，并犀利地指出当前的危机是经济和生态的双重危机，按照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面临的是两难选择，要么选择经济萧条和低物价，要么选择高成本和带来更大破坏的经济增长。”

　　何谓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简单地说，就是未将生态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的变量当中，其重要前提之一是“经济规模远远小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承载力”。对生态的影响被统统归于外部性。

　　经济学上关于外部性的描述，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的论著。经济外部性是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由于技术原因，很多外部性影响的结果很难市场化。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和收入增长却看得见。所以，美国近乎人人一辆小汽车，却不用为二氧化碳排放买单；人们可以不用付首付，就拥有豪宅，而不用担心房屋面积过大是否浪费建材和耕地，以及保温所需要的额外能源；人们被精彩的广告刺激或是因害怕落伍而去购买更多的商品，却可能很快就搁置不用，而关于这些商品对环境的影响乃至破坏的信息却很难看到，“尤其是在购买商品的场所里”。“未受管制的生产者加上不了解情况的消费者，这种模式可能会引发大的灾难”。

　　事实上，当前的金融危机只是灾难之一；自外部性被提出的一个世纪之后，生态的脆弱性和环境污染的代价已经赤露露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被污染的不仅有耕地、河流，还有孩子的血液。新一轮的“经济复苏一定不能再次依靠化石燃料这种具有毁灭性的力量”，“我们必须一起解决这两个危机”。

　　如果只是将此书当成宣扬环保，就太低估它的意义了。在作者看来，与其纠结于如何让生态观念纳入宏观经济学家的世界观，我们不如立刻行动起来，在危机中自力更生，在微观层面，将生态的外部性内在化，实现充裕的生活。可能让您吃惊的是，作者眼中充裕的原则是“减少工作时间，减少消费，建立更多的人际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因为，过去人们关注的只是GDP增长；若人们开始考虑人类发展指数、真实储蓄率、真实发展指标以及生态足迹等新的评估指标时，作者的原则或许会比较容易理解。而生态重建与保护的全民参与性，生态技术的进步与普及，网络经济的日渐兴起，又可能为这些原则的实现提供较为坚实的现实基础。

　　也许有一天，您与家人在家中共进自制晚餐后，与您对门的邻居相约拎着从网上旧物交换而来的工具，来到屋顶上，依靠广泛普及的生态技术知识，为无土栽培的蔬菜施肥剪枝，又或修理自家太阳能发电装置。而您的孩子们则在一旁叽叽喳喳地吵着如何垃圾分类，逗得大人们忍俊不禁。此时，您可能更易理解作者所谓充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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