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件事情搞得很隆重，也很轰动。可惜的是，宋史的几处记载都令人生疑。宋史既然一一列举了"玉玺"身上的刻字，但没有提及"大魏受汉传国玺"和"天命石氏"等刻字。而李公麟与蔡京等人的考证方法臆想成分大于严肃的考证。后人更愿意将这个"重见天日"的玉玺看做是想当然的玉玺，认为是蔡京等人为欺骗皇帝而玩的把戏。事实上，在宋朝有许多发现传国玉玺的消息，但都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宋徽宗是个昏君，好风雅篆刻，曾经刻了皇帝印玺十方。有人说这是宋徽宗画蛇添足，自欺欺人;更多的人认为这是宋徽宗在没有真正传国玉玺的情况下，多刻玉玺，淡化真正传国玉玺的地位。

　　元成宗铁穆耳时，天下又发生了一次"发现玉玺"的闹剧。公元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病死，遗嘱由皇太孙铁穆耳回朝即位。当时，铁穆耳以皇太孙的身份和丞相伯颜镇守上都。回大都的路上，右丞相张九思献上"传国玉玺"一枚，说是秦朝相传的国玺，在宋元交界的乱世为元朝大将军木华黎所得。现在木华黎的后裔因家境衰落而卖出。铁穆耳郑重将玉玺收下后即位。但这个玉玺没有被其他人看过，更没有经过任何考证，可信性可想而知。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也打过玉玺的主意。他派遣徐达深入漠北，穷追猛打远遁蒙古的元朝残余力量，一大目的就是寻找传国玉玺，最终还是无功而返。明孝宗时，又有人进献"传国玉玺"。但明孝宗很肯定地宣布自己看到的"玉玺"是赝品而未采用。在明末改朝换代的时候，多尔衮率八旗部队出征蒙古察哈尔部，据说意外地从察哈尔部林丹汗的遗孀苏泰太后那里得到传国玉玺。多尔衮凯旋回师将玉玺交予皇太极。皇太极于得到玉玺的第二年改国号金为大清，建立清王朝。当然这个玉玺的出现更多也是出于政治需要炮制的。乾隆皇帝好考据，曾对大臣高斌献上来的玉玺进行仔细考证后，钦定其为赝品。他说："朕谓此好事者仿刻所为，贮之别殿，视为玩好旧器而已。"乾隆将这个假货当作工艺品放在宫殿中储存起来，聊作玩物。

　　明清两代，不时出现"发现传国玉玺"的传闻。但拿出来的玉玺都是附会仿造的赝品。这一时期的人们对传国玉玺的态度大为改变，不像之前朝代那样看重了。据《明史.舆服志.皇帝宝玺》载，礼部尚书傅瀚谈及地方送来的各种所谓"传国玉玺"时评论道："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巧争力取，谓得此乃足已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载。"他认为正是人们对传国玉玺的过分看重才导致了仿冒盛行。乾隆御制的《国朝传宝记》也说："会典所不载者，复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玺，不知何时附藏殿内，反置之正中。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文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若论宝，无非秦玺，既真秦玺，亦何足贵!乾隆三年，高斌督河时奏进属员浚宝应河所得玉玺，古泽可爱，又与《辍耕录》载蔡仲平本颇合。朕谓此好事者仿刻所为，贮之别殿，视为玩好旧器而已。夫秦玺煨烬，古人论之详矣。即使尚存，政、斯之物，何得与本朝传宝同贮?于义未当。"看来，就是做皇帝的人，对玉玺的真伪也看得很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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