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违背祖制废除生殉 给朱祁镇的人生添加了最为亮丽的一抹色彩
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及八年的软禁后，英宗在天顺年间，开始任用李贤、王翱等贤臣，又先后平定石、曹之乱，显现了英主的风采。英宗曾对首辅李贤说起他每天的起居情况：“吾早晨拜天、拜祖毕，视朝。既罢，进膳后，阅奏章。易决者，即批出，有可议，送先生处参决。”
英宗还释放了从永乐朝就开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帝的幼子朱文圭，靖难后，被幽禁宫中逾五十年），恢复宣德朝胡皇后的称号，下旨停止帝王死后嫔妃的殉葬。《明史》赞曰：“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建北京于顺天府，称为“行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改北京为京师。
洪熙初年，明仁宗欲迁都南京，命北京诸司仍称行在。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八月，宁波知府郑恪请定都京师，改号南京，英宗从之。是年十一月初一日，英宗以宫殿成，大赦天下，正式定北京为京师，罢北京行在之称。在南京的府、部、司、寺、院、局悉冠以南京，改其官印。
麓川之役：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由于弃交趾，引发地缘地震，麓川平缅宣抚司的势力再度扩张，威胁着明王朝的统一大业，但是，明朝此时北方同蒙古和解，南方弃交趾布政司，东北方内迁奴儿干，西洋方向彻底废除下西洋，安享儒家盛世太平，自然是对思任法的侵扰，施以圣德，致使思任法越发嚣张。
英宗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六月，麓川平缅宣抚司长官思任法，举兵内犯，制造分裂。对此，朝廷决定以武力征伐。南方诸省经过调兵遣将，准备粮草武器，从正统六年至正统十三年（公元1441～1448年）派出南兵大军“三征麓川”，直至政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胜利班师，平定了麓川。其中，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朝廷对云南西南边境重新调整改置“三宣六慰”。
土木堡之变：自从春秋战国发明了大将的职务后，除了像刘邦、朱元璋、朱棣一样的马背天子外，天子六师一般都坐镇京师不宜轻出，而太监王振却耸使明英宗领兵五十万，御驾亲征。
大军离燕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被瓦剌军追上，士兵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五十余人阵亡。明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为将军樊忠怒杀，史称“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战，对明朝政治来说，算是一个分界线。不过，单就明蒙形势而言，反倒数年后，也先被杀，瓦剌分裂，转而向西、压迫察合台人，蒙古诸部相互攻伐。
草原上再次出现与中原对峙的强主，要到十五世纪末，小王子（达延汗）与明交恶的时候了。朱祁镇复辟后，杀了以于谦为首的武将功臣，导致明军一直未能恢复战力，坐视达延汗在十六世纪初，完成中兴，这又不只是土木之变的结果了。
河套之患：仁、宣二宗，相对于太祖、成祖二帝，可谓“守成之君”。而且，鉴于永乐末期，明朝对蒙古阿鲁台的连年征伐政策，仁宣二宗开始着手明朝的内治，放弃了对蒙古军事上的征伐政策，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维系着与蒙古的朝贡关系。
蒙古方面，虽然仍处于分裂状态，但是却孕育着统一的因素，而且，也因忙于统一蒙古的步伐，无暇南顾。在此情况下，双方都极力地维系着和平通好关系。此外，二宗在放弃了军事征伐政策后，开始着手战略收缩，放弃安南、内迁奴儿干、解散下西洋人员。仁宣二宗对蒙古军事上的不作为政策，为蒙古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有力的外部环境，也为“土木堡之变”埋下了伏笔。
瓦剌逐渐强大，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生事。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军南下伐明。认真梳理史料，我们会发现，在“土木堡之变”以前，就有了蒙古部落南迁的零星记载，兀良哈三卫南迁，是其南迁行动的一部分。而“土木堡之变”时，英宗御驾亲征，只是明廷对蒙古各部落逐渐南迁带来威胁，忍无可忍的一种积极回应。当时，河套地区有空地三千里，无人驻守，突然，蒙古人慢慢侵入此地，成为以后的的河套之患，史称北虏入套。
英宗即位之初，在“三杨”的辅佐下颇有一番作为，延续了“仁宣之治”，只可惜“三杨”年事已高，待其淡出政坛后，宦官王振开始专权，恰逢瓦剌部也先大举入侵，在王振的怂恿下，英宗草率御驾亲征，于土木堡被俘。被俘后，尚能保持气节，拒写招降书。随后，由于于谦的英勇抵抗，英宗被也先认为没有利用价值，被放回，享有太上皇之名，却无权。
趁景泰帝病重，英宗政变复位，随后，打压拥立景泰帝的于谦等人。但是，尚能任用贤臣，并废除了洪武以来的嫔妃殉葬制度，被后世喻为德政。
英宗的一生并不算光彩，他宠信过奸邪小人，打过败仗，当过俘虏，做过囚犯，杀过忠臣，要说他是好皇帝，真是连鬼都不信。但他是一个好人，他几乎相信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从王振到徐有贞、再到石亨、李贤，无论这些人是忠是奸，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他都能够和善待人，镇定自若。抢劫他的蒙古兵、看守、伯颜帖木尔、阮浪，最后都成为了他的朋友。
事实证明，好人不一定能做好皇帝。
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正月，明英宗朱祁镇在病榻上，召见了他的儿子同样饱经风波的朱见深，将帝国的重任交给了他。然后对朱见深说出了他最后的遗言，正是这个遗愿，给他的人生添加了最为亮丽的一抹色彩。
明英宗说：“自高皇帝以来，但逢帝崩，总要后宫多人殉葬，我不忍心这样做，我死后不要殉葬，你要记住，今后也不能再有这样的事情！”
“我一定会照办的。”跪在床前的朱见深郑重地许下了他的允诺。
自朱元璋起，明朝皇帝制定了一项极为残酷的规定，每逢皇帝去世，后宫都要找人殉葬，这一毫无人性的制度，终于被历史上有名的差劲皇帝废除了，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朱祁镇最终做成了他的先辈们没有做的事情，这不是偶然的，他没有他的先辈们有名，也没有他们那么伟大的成就，但朱祁镇有一种他的先辈们所不具备的能力，理解别人的痛苦。
自古以来，皇帝们一直很少去理解那些所谓草民的生存环境，只要这些人不起来造反，别的问题似乎都是可以忽略的，更不要说什么悲欢离合、阴晴圆缺。而朱祁镇却尝试着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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