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内首例抱团养老暂停三年后重新启动 约吗？
从诊室出来，朱荣林摇摇晃晃地走出医院，妻子牵着他的手。细雨落在他的帽檐上，他缓缓抬头看了一眼天，灰蒙蒙的，又低头看地，发呆。等了几分钟，蒋一纯把车开到医院门口，接朱荣林夫妇回浙江余杭港东村的家里。
蒋一纯是四年前在朱荣林家里参加抱团养老的老人之一。2016年，朱荣林患了膀胱癌，手术后整个人沉闷叹气，夫妇俩联系当地媒体，发了一则“招募启事”，想找几对抱团养老的老人，年龄最好在75岁以下，生活能自理，经济上不能太计较。
当时超过100对老人报名，有10人左右入选。后来的几年里，抱团的老人们由于各种原因来了又走，或不适应，或生活遭遇重大变故，或家中有更年长的老人急需照顾，但很快会有人补位。
这被认为是国内第一个“抱团养老”的案例。
直到2019年底，抱团养老的老人们收拾好各自的行李，准备回家过年。不出意外，他们将在元宵节后，再搬回这个养老的院子里。但是突然到来的新冠疫情打断了他们的计划。
时隔3年多，他们散落各处，各自老去。一些人重聚时，会聊衰老，孤独和死亡，聊生命中无法避免的事情。抱团养老的经历成为他们的回忆，重启也成为他们的期待。
一别多年
2019年年底，蒋一纯和妻子陈姮抱着小狗离开港东村——他们抱团养老的地方，像平常一样回家过春节，一个月后，全国各地陆续封控，港东村也无法进入。
当地政府通知房主王桂芬和朱荣林，十几个人暂时不能聚在一起。王桂芬也担心，自己房子里住的都是老人，如果发生感染，她担不起责任。
回到自己家里，蒋一纯隐隐感觉到，这下暂停应该不止一两个月的事情。于是他们停交了房租。
疫情期间，他在家里要么看书，要么唱歌，放着投影，举着麦克风，唱廖昌永的歌。2015年，他开始学习声乐，买简谱书自学，到网上搜教学视频学。晴天去小区后面树林练，雨天到桥洞下练。他闲不住，无论是年轻时拍纪录片，当群众演员，学声乐，旅游，还是计划重启抱团养老，他要把自己一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蒋一纯夫妇的行李物品都还放在朱荣林家，后来怕棉被发霉，过了段时间又回去取回家。想着不久后会回去，衣服、鞋子、气垫床、电水壶就还留在那里。但他没有料到，这一停，就是三年多。
2017年，蒋一纯从杭州当地的报纸上看到朱荣林夫妇招募抱团养老的消息，他打电话给报社，但当时已经有上百名老人报名，只招募10来名，根本轮不到他。这些老人像应聘一样经过筛选后，最终有10名老人住进了朱荣林的别墅里。
朱荣林和王桂芬用来抱团养老的三层楼房
蒋一纯一直留意着这些老人的消息，他想尝试这种养老方式。直到他听说有个老人因为要照顾生病的老父亲，退出来了。他心想机会来了。他跑到报社，领了张登记表，报了名。几天后，他接到朱荣林的电话，让他过去见见。
他开着车，载着妻子，拉了一堆生活用品，开到朱荣林的院子里。眼前一栋淡黄色的三层楼房，院里种着各种花草果木，蔬菜。那天，蒋一纯撞见另外两个过去看房子的老人，其中一个老人被搀扶下了车，蒋一纯心想，这个人肯定不行。后来，朱荣林果然只同意蒋一纯夫妻入住。
在朱荣林的房子里，蒋一纯自觉限缩了自由，走出他自己的房间，便是公共场所，夏天的话，就不能只穿小短裤。去之前，他跟陈姮说，到了那里以后，个性要收敛，公共场所不能太张扬。有人喜欢吃辣，有人喜欢吃清淡，有人油要少一点，摩擦难免。
有次，蒋一纯买了一条鱼，晚上要吃。他把鱼养在缸里，去村里转去了。回来以后，发现鱼肚子朝向天。同住的一个老人说，鱼死了，蒋一纯说，哪里死了，这不还在动吗？老人又说，鱼死了，蒋一纯说，鱼没死。两人关于鱼死没死争论半天，不欢而散。第二天，同一个屋檐下，两人碰了面，相逢一笑，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蒋一纯住进朱荣林的房子里后，2019年前一直没离开过。抱团养老的前两年里，他看到30多个老人来了走，走了来。有些人离开是因为不适应，与别的老人性格合不拢；有些人因为家中有老人需要贴身照料，无奈退出；还有些人在城里置换了房产，又搬回去居住。
他回想抱团养老这两年多，说自己“赶了个时髦”，人都害怕孤独，尤其是老了，更怕。和志同道合的人住在一起，还能开车一起出去玩，饭桌上都是嘻嘻哈哈的，图个热闹。
蒋一纯和妻子本来住在杭州市一套三室一厅的楼房里，大理石地板，橙色皮沙发，沙发旁边摆放着一盆白色的蝴蝶兰，养了4个月，一些花瓣已经开始枯萎。如果不是过两天要出门旅游，他们打算换盆新的，盛放的蝴蝶兰。
“这个是法国的法国电视台的记者爱丽丝，他们在采访朱老师。”“这个是我们去北京中央电视台录制夕阳红节目。”“这个是香港无线电视台，拍的视频。”蒋一纯坐在家里的皮沙发上，指着相册里的照片说，相册很厚，他要用两只手才能捧起。
每接受一次采访，他会留下照片，装进相册，再写上编号，时间和内容。从2018年年初开始，三四十家国内外媒体和七八所大学的老师、学生陆续来朱荣林家采访调研，考察首个“成功”的抱团养老的案例。不过，外界频繁的造访也在改变老人的日常生活，有媒体会要求朱荣林夫妇和蒋一纯夫妇在拍摄过程中“要有一点矛盾的冲突”。
蒋一纯保存着从抱团养老开启到中断的所有资料，还有一本他在抱团养老期间写的日记，几乎每一天的经历和感受都被他写在对应日期页的背面。
蒋一纯牵着朱荣林的手离开饭店
有之前一起抱团养老的老人催促朱荣林“赶快行动”，也有人打电话给蒋一纯，但他想“稍微再选择一下人员。”
他的想法是，“这个团体更符合规范化，更有质量，不要参差不齐。”
最直接的，他希望抱团养老的人经济水平旗鼓相当，这样就不会在钱的事上斤斤计较，比如买大鱼头还是小鱼头、理发去市里找8块的店还是在附近剪10块的、电费平摊是否不公、轮流买菜的交通费要不要报销等。
他还提议，未来一起抱团养老的人“不要搬弄是非，东挑挑西捡捡的”，一定要“志趣相投，脾气不能太古怪”，这样至少能聊到一起，玩到一起。此外，也要规定来者不抽烟、没有传染病。
王桂芬点头应和着。她知道就算老人们重新聚在一起，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她坚信快乐总是大于那些琐碎争吵的。
“家庭出身，阅历，工作，个人修养都不同，要磨合在一起确实有难度。”蒋一纯先开口。
“夫妻都要磨合的，有时候一辈子都磨合不好的，对不对？”
“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外地人。”说到这里时，几滴口水从蒋一纯的嘴里流了出来。当他意识到的时候，口水已经滴到桌子上了。
“外地的人生活习惯更不一样了哦。”王桂芬心里有些拿不定主意。之前有一个西安的老太太突然找过来，背着一捆棉被和一罐辣椒酱，说要加入抱团养老。老太太的女儿在广东打工，她一个人没有去处。但没有房间了，王桂芬让她在沙发上睡了一晚，又把她劝走了。
“作为抱团养老，其实应该比较有包容性的，就要允许各方面的人，包括经济条件，思想意识，文化层次不同的人，对不对？”
“我们毕竟是个小团体了，层次相差太多了，折腾不起。”
“不能再招那种比较固执的，一根筋的了。有一次宁波来住了一个人，是她女婿跟女儿开车送来的，这个女性是街道办事处的主任，给我们大家一些罐头和泥螺吃，那谁就说她腐败了。”
“前面我记得，我没听到她说最后这句话呢。”
“哎呀，她说了的，搞得大家都不开心，气氛很紧张。”
王桂芬剥开一颗花生酥，扔进嘴里嚼起来。
“上次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有个人，家底有几千万，女儿女婿都是证券公司的，他愿意过来。但是他看中的是你儿子的房间。”
“那人我处了两次，不错的。”
王桂芬原先在养老的房子里给儿子留了一间婚房，儿子对让出这间房没意见，但王桂芬担心儿媳不同意，她打算再去沟通一下。当初她的女儿也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被别人看中以后，女儿女婿就把房间让出来了。
王桂芬当初想找几个能陪丈夫打麻将的人，这能让他分心，不只想自己的病，才发布了抱团养老招募启事。
这个抱团养老协议是在2017年7月定下的，蒋一纯2018年1月去了后，曾经提出过修改意见，比如谁摔跤了，出了什么意外，谁来负责，协议里没写。他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住在一起的人，相互之间不能算计，不打听别人的隐私，要搞好个人卫生，公共场所要有礼貌等等。但一直没修改。
抱团养老的重启还没有具体时间。朱荣林身体不好，协议的内容还要进一步完善，人员也要慢慢筛选。蒋一纯在等待一个时机，只要找到“理想的人”，他就启动，他还想和政府谈判，希望争取在水电费上给一些优惠。
前不久，有一个上海来的人看到抱团养老的新闻后，找到蒋一纯，说也想搞一个抱团养老的分支机构，在崇明岛。蒋一纯过去考察了，看了一圈下来，觉得那个地方周边居民多，很多地方没开发，出去玩交通不太方便，这事儿就没成。
聊着聊着，蒋一纯说起那些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老人们。
有一对60岁左右的“小姐妹”，原来是同一个工厂的工人，一起工作20多年，关系就像亲姐妹一样，但是两个人从来没住在一起过。两人退休后来了这里抱团养老，住在一起矛盾来了，为什么？一个要打呼噜，另一个就睡不着觉。“一个月后就回去了。”
王桂芬又拿起手机，眯着眼，翻出微信聊天记录，递到蒋一纯面前。
“你看，向阳花现在在泰国，还和老外跳舞呢！”向阳花是之前和他们一起抱团养老的一名租客，60来岁。
蒋一纯脖子一伸，脑袋凑过去，盯着手机屏幕看。“嗯，真的是她。她看着状态不错的。”
“你看还有她唱歌的视频。”王桂芬又翻出一段聊天记录。视频里，向阳花唱了一段京剧。“她的日子过得不错哩。”王桂芬边说边收回了手机，长长叹了一口气后，房间里安静下来。屋外，雨滴落在青石地板上，湿漉漉的。朱荣林在开着空调暖气的房间吸氧。
三月下旬，湖南一家报纸征求朱荣林的意见后刊登了重启抱团养老的招募启事，朱荣林顾不过来，一切交给蒋一纯。
傍晚，有位天津老人打来电话，蒋一纯问了他的情况。老人75岁，有妻女，想独自一人参加抱团养老。蒋一纯想了想，告诉他说，你的年龄偏大，而且有妻子女儿，如果一个人来，不现实。
蒋一纯牵着朱荣林的手离开饭店
有之前一起抱团养老的老人催促朱荣林“赶快行动”，也有人打电话给蒋一纯，但他想“稍微再选择一下人员。”
他的想法是，“这个团体更符合规范化，更有质量，不要参差不齐。”
最直接的，他希望抱团养老的人经济水平旗鼓相当，这样就不会在钱的事上斤斤计较，比如买大鱼头还是小鱼头、理发去市里找8块的店还是在附近剪10块的、电费平摊是否不公、轮流买菜的交通费要不要报销等。
他还提议，未来一起抱团养老的人“不要搬弄是非，东挑挑西捡捡的”，一定要“志趣相投，脾气不能太古怪”，这样至少能聊到一起，玩到一起。此外，也要规定来者不抽烟、没有传染病。
王桂芬点头应和着。她知道就算老人们重新聚在一起，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她坚信快乐总是大于那些琐碎争吵的。
“家庭出身，阅历，工作，个人修养都不同，要磨合在一起确实有难度。”蒋一纯先开口。
“夫妻都要磨合的，有时候一辈子都磨合不好的，对不对？”
“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外地人。”说到这里时，几滴口水从蒋一纯的嘴里流了出来。当他意识到的时候，口水已经滴到桌子上了。
“外地的人生活习惯更不一样了哦。”王桂芬心里有些拿不定主意。之前有一个西安的老太太突然找过来，背着一捆棉被和一罐辣椒酱，说要加入抱团养老。老太太的女儿在广东打工，她一个人没有去处。但没有房间了，王桂芬让她在沙发上睡了一晚，又把她劝走了。
“作为抱团养老，其实应该比较有包容性的，就要允许各方面的人，包括经济条件，思想意识，文化层次不同的人，对不对？”
“我们毕竟是个小团体了，层次相差太多了，折腾不起。”
“不能再招那种比较固执的，一根筋的了。有一次宁波来住了一个人，是她女婿跟女儿开车送来的，这个女性是街道办事处的主任，给我们大家一些罐头和泥螺吃，那谁就说她腐败了。”
“前面我记得，我没听到她说最后这句话呢。”
“哎呀，她说了的，搞得大家都不开心，气氛很紧张。”
王桂芬剥开一颗花生酥，扔进嘴里嚼起来。
“上次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有个人，家底有几千万，女儿女婿都是证券公司的，他愿意过来。但是他看中的是你儿子的房间。”
“那人我处了两次，不错的。”
王桂芬原先在养老的房子里给儿子留了一间婚房，儿子对让出这间房没意见，但王桂芬担心儿媳不同意，她打算再去沟通一下。当初她的女儿也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被别人看中以后，女儿女婿就把房间让出来了。
王桂芬当初想找几个能陪丈夫打麻将的人，这能让他分心，不只想自己的病，才发布了抱团养老招募启事。
这个抱团养老协议是在2017年7月定下的，蒋一纯2018年1月去了后，曾经提出过修改意见，比如谁摔跤了，出了什么意外，谁来负责，协议里没写。他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住在一起的人，相互之间不能算计，不打听别人的隐私，要搞好个人卫生，公共场所要有礼貌等等。但一直没修改。
抱团养老的重启还没有具体时间。朱荣林身体不好，协议的内容还要进一步完善，人员也要慢慢筛选。蒋一纯在等待一个时机，只要找到“理想的人”，他就启动，他还想和政府谈判，希望争取在水电费上给一些优惠。
前不久，有一个上海来的人看到抱团养老的新闻后，找到蒋一纯，说也想搞一个抱团养老的分支机构，在崇明岛。蒋一纯过去考察了，看了一圈下来，觉得那个地方周边居民多，很多地方没开发，出去玩交通不太方便，这事儿就没成。
聊着聊着，蒋一纯说起那些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老人们。
有一对60岁左右的“小姐妹”，原来是同一个工厂的工人，一起工作20多年，关系就像亲姐妹一样，但是两个人从来没住在一起过。两人退休后来了这里抱团养老，住在一起矛盾来了，为什么？一个要打呼噜，另一个就睡不着觉。“一个月后就回去了。”
王桂芬又拿起手机，眯着眼，翻出微信聊天记录，递到蒋一纯面前。
“你看，向阳花现在在泰国，还和老外跳舞呢！”向阳花是之前和他们一起抱团养老的一名租客，60来岁。
蒋一纯脖子一伸，脑袋凑过去，盯着手机屏幕看。“嗯，真的是她。她看着状态不错的。”
“你看还有她唱歌的视频。”王桂芬又翻出一段聊天记录。视频里，向阳花唱了一段京剧。“她的日子过得不错哩。”王桂芬边说边收回了手机，长长叹了一口气后，房间里安静下来。屋外，雨滴落在青石地板上，湿漉漉的。朱荣林在开着空调暖气的房间吸氧。
三月下旬，湖南一家报纸征求朱荣林的意见后刊登了重启抱团养老的招募启事，朱荣林顾不过来，一切交给蒋一纯。
傍晚，有位天津老人打来电话，蒋一纯问了他的情况。老人75岁，有妻女，想独自一人参加抱团养老。蒋一纯想了想，告诉他说，你的年龄偏大，而且有妻子女儿，如果一个人来，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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