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进垃圾箱的童年

可以料想的是，火光初起时，照亮孩子们的神情，应是兴奋的。

从本报记者调查看，相比“被杀害”等“有内幕”之说，毕节死亡的这5名男孩确实很爱玩火，很爱“出来混”。尽管在他们那么偏远、那么穷困的山寨家乡，已经很不容易地有了一所条件不错的村小，尽管一旦发现学生不来，学校老师会走1小时山路上门家访，但这些孩子就是不愿意回去上学，一次次远离山寨，一次次被抓回来，又一次次跳车逃走。

在5位孩子的背后，是由来已久、普遍存在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除了关注这一事件本身，除了加强对流浪儿童的救助，我们还需要认真想一想——

为什么，他们宁可将童年，钻入垃圾箱里去？

就在本文见报之际，当地有关部门已启动流浪儿童救助机制。数地政府关注流浪儿童和留守儿童，各类“送温暖”活动频出。真正持久有效地关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与生活，真正持久有效地加强学校、社会、家庭、政府部门的积极联动，真正持久有效地总结经验教训、出台保障政策，是人们的共同心愿。

山城毕节，正是冷峭的时候，雾气浓重，几乎日日小雨。在路边站上2个小时，会冻得膝盖酸疼。早晨8点，对毕节人来说，尚早。只有家长送学生上学，街边的店铺，还没来得及开门。

孙婆婆用夹子顶开了第一个大垃圾箱，夹起两个矿泉水瓶；顶起第二个，空无一物。毕节环卫部门，大多在夜里清运垃圾。

孙婆婆佝偻着走向第三个垃圾箱，这个箱子有些特别，盖上隐隐冒着热气，她顶开，用夹子往里捅了捅，就吓得站立不稳，用方言大叫了起来：来人呐！

过路的学生、建筑工地的工人和路旁的店铺老板围拢来，扶住孙婆婆，报了警。垃圾箱里，有5个孩子的尸体，整齐地坐着，互相拥抱，有孩子鼻子冒泡，箱内有一烧火用的瓦罐。

警方称，5名男孩排除他杀，系一氧化碳中毒，可能为取暖闷死垃圾箱中。

舆论大哗，流言四起。人们震惊于路有冻死骨，何况还是5个孩子。

也许，这确实是个意外。但其中，早有草蛇灰线，冥冥中缠绕着这些孩子的命运。

若5个孩子不出事，他们还会在毕节东郊游荡。

那时候，人们看到衣衫褴褛的他们，嬉笑奔跑过街道，甚至都不大留意。谁也预料不到，这是5个孩子最后的日子。

谁也不知道，孩子们究竟，出于怎样的理由，挨个爬进垃圾箱，又是为何，点起了火。

但也许，这片区域，对于这5个孩子来说，是个不错的“乐园”和“基地”。

这条路，唤作学院路，毕节学院被隔成两个校区。路面宽大，为方便学生过马路，校门间修了地道。

地道深邃避风，排满了店铺，卖文具杂物，还有小吃和奶茶，闻着香甜，看着五彩缤纷。曾有路人看到，孩子们在地道台阶上嬉戏的情景，有人无意间用手机拍下3个流浪孩子，这是他们最后的照片，个个笑逐颜开。

也许，他们觉得，自己“出来混”的日子，刚刚开了个好头。

毕节学院有食堂，有学生看到，孩子们时常溜过保安的岗亭，偷拿些学生的剩菜。

若要避风挡雨，学院里有的是地方，教学楼的自习教室，或者图书馆，但显然，孩子们不敢进去。

学院路往北，有建筑工地，售楼处终日开着空调，温暖如春，但孩子们更不敢进去。

建筑工地对面，是一小片棚户，砖瓦房子，塑料棚顶，一些工人住在这，拉货、租车。但稍稍往里，便有数只狼狗狂吠，似乎要挣脱锁链，扑向陌生人。孩子们依旧不敢进去。

建筑工地旁的山坡上，稍上数十级台阶，便是流仓桥街道办事处。流仓桥派出所，也在这里。今年9月，有一份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其中第四条，写着“公安、民政、财政、卫生、城管、交通等部门及各乡办事处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工作。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发现流浪乞讨人员时，应及时告知、引导、护送流浪乞讨人员到民政部门。”

孩子们也不敢去，或者不愿意去。事实上，除了大一些的陶中林和陶中井，其他孩子早年辍学，自小讲苗寨土话，普通话也许是从电视上学的，甚至未必认识“流仓桥信访综治办公室”这几个汉字。

但是，孩子们最终为自己选定了上佳的“据点”——一片待拆迁的破房。藏在学院路和山谷的河流中间，这是一片下坡，马路上人来车往，却很少想到探出头看看这里。

一些房子塌了，一些房子只剩个框架，顶无片瓦，屋内满地的瓦砾和砖块；有座房子还“健全”，木门破了一片，正好容孩子俯身钻入。

但无奈，房子漏风，还是冷。孩子们想到的取暖办法，就是生火。

他们爱玩火，被83岁的孙庆英(音)看在眼里，孙婆婆是这一片少数的几位居民。

孩子们出事前几日，她总是在附近看到火光，两个大孩子护着火，几个小的在附近又蹦又跳。可以烧火的东西，随地可取，废弃房屋的碎木头，贴在门上的楹联纸。他们手里的打火机，许是捡来的……

据村里人说，孩子们在寨子里，从来不敢玩火，出去混，豪情万丈，胆子大了。

孙婆婆向火光赶去，想让孩子们别玩火，至少，别拿屋子上的木头烧火，会烧塌了房子。她在石头后刚露个头，孩子们见到，便弃了火堆，呼啸着向河谷深处逃去。孙婆婆怕他们摔着，喊不要跑，但孩子们如猴子般，蹿上跳下，一会儿就没影了。

孙婆婆把火灭了，站了会儿，叹了口气。她想着，什么时候，跟这群孩子好好说说话。

想不到，下次见面，便是死生之隔。

孙婆婆一片好意，但孩子们可能怕她，不敢来玩火了。

好几天，孙婆婆没看见他们，不知道去哪儿了。

据学院路旁的居民说，看见他们从垃圾桶里捡了皮球，踢得欢；还有店铺的老板说，看见他们买了糯米饭，几个人一起边走边分着吃。糯米饭是当地的小吃，放了咸菜或是酸萝卜炒，小碗3元，大碗5元。

只不过，这位店铺老板和本报记者的调查都无法确定，吃糯米饭的孩子，是否就是死在垃圾箱的孩子。他唯一能和记者描述的，是他们衣服脏旧，头发杂乱，鞋子满是泥点，和所有的流浪儿，一个样。

这位老板的杂货铺离事发垃圾箱较近，听闻最多。他说，孩子去世前晚，有过路人听闻垃圾箱里孩子们的说话声，苗寨土话，没人能懂，但话音是愉悦的。

这种听闻，无人能证实，但杂货铺老板很愿意相信，也许，他希望孩子们去世前，至少是快乐的。

没人知道，孩子们是否是因为寒冷，在垃圾箱内点起了火。可以料想的，是火光初起时，照亮孩子们的神情，应是兴奋的。

十多天露宿在外，他们终于发现了可以避风遮雨的“城堡”，虽然铁皮冰凉，垃圾在内壁上积起厚厚的污垢，但5兄弟蜷缩其中，互相取暖，对孩子而言，也许是新奇而温馨的。

他们自己也想不到，好不容易发现的“城堡”，竟成了坟墓。

据村里人讲，5个孩子，是从村寨里“游”出去的。“游”的意思，指的是边走边玩，溜到城里去的。

他们的寨子，名叫擦枪岩村干沟组。记者从毕节城出发，车过海子街镇，翻过烂泥村，走上一条岔路下山沟，再盘几个弯上来，寨子便夹在半山上，泥浆和牛粪混成小路，土坯瓦房层叠着盖在坡上。

出入的道路，只有这一条。山区多雨雾，泥泞崎岖不堪，人在车上，会被颠得头撞车顶。路上几乎从未有汽车，偶尔，才会有辆摩托车，后座挂着大筐，缓慢骑行。

几乎没有搭车的可能。我们已经没法知道，孩子们走了多久。应该至少要花上大半天，孩子们才能走到镇上。镇上到市里的公交车，不论大人小孩，5元一位。

显然，他们不是乘车进城的，他们没有钱。

但即便路途艰难，也挡不住他们“出去混”的决心，因为在寨子和“小孩子”混，没意思。

结伴流浪，对陶家孩子而言，也不是第一次，这已成了这群稍大孩子们的冒险游戏。

去年6月，几个孩子在大方县偷东西吃，被派出所送了回来。车子到村口，家长签字领人，孩子们可能怕被打，就跳车跑进了山林，一会儿就不见了。

跳车逃跑，是陶家这几个孩子的老把戏。去年他们在邻近寨子偷东西，被人追打，所幸被学校老师救下，给他们做饭吃，找车送回干沟寨子。到了寨子，老师正设法挨家挨户找家长呢，孩子们就跳车跑了。

家长管不住。

去年夏天，13岁的陶中林离家出走，在海子街镇流浪，被父亲陶进友追回家“捆绳子”，一顿暴打后，睡在了牛棚里。

陶家大人管不住孩子。12岁陶冲和9岁陶波的母亲改嫁，父亲陶元武在深圳打工，他们平日吃喝，全靠自己。

寨子里的邻居，也搞不清陶家孙辈究竟有多少孩子，只知道至少20多人。

陶家大人共有5兄弟，孩子最多的是陶进友，共有7个孩子；孩子最少的陶元武，也有3个孩子。这两年，陶家大人陆续出去打工，留在村里的只有陶家老大陶进财，这位年近六十的老汉日日要下地干活，他甚至记不清楚陶家孩子们的大名，只唤孩子们的小名。

陶家奶奶耳背，几近失聪，眼睛也不好，只讲着苗寨土话，弯着腰，让小孙子赶快吃面。对进出往来的记者、乡镇干部恍若不闻，我们甚至不确定，老奶奶是否知道，出去耍的5个孙子，回不来了。

寨子很穷。

已经有企业老板，听闻孩子们闷死垃圾箱，便从安徽的“陶氏宗亲会”赶来，要给宗亲们捐钱。

陶老板辗转找到当地的朋友，西装革履，从毕节市将越野车开到村口。山道崎岖，一路问来，40多公里路，开了两个多小时。

土坯房漏风，稍用些力，就能从窗框旁扒些土下来。天花板不过是没有削直的细树枝，零落地铺在梁上。没有任何电器，床铺和矮桌，显然出自村中木匠之手，用料节俭，简单陈旧。褥子毯子上，印着大红的花瓣，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款样。

陶家几人，家境都不算好，家中根本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村中的孩子很多，大多处于放养状态，和鸡玩，或者拉着猪尾巴玩，乖巧些的孩子，帮家里放牛。

4岁多的孩子，便拿着菜刀和劈柴刀，快乐而又漫无目的地劈砍泥土。稍大些孩子，便爬上树顶，咿咿呀呀地喊。安静些的，就骑马般坐在长凳上，好奇地望向记者的镜头。

擦抢岩村有学前班，私人办的，每学期要收200块钱。大多数人都不送孩子去，放孩子在家野玩，到了上小学的年龄，送到干沟小学去。

当地一位教育工作者认为——农村孩子有自己的玩乐方式，同样是有趣益智的。比如说，当地孩子都会做陀螺，用柴刀削出均匀对称的形状，抽一下，便能自旋不止。机灵的孩子，还会在陀螺上钻孔，把陀螺弄出声响来。

不可否认，干沟寨子里，孩子们几乎都没怎么好好读过书，最多不过读完初中。在众多婆婆纷乱的记忆中，十多年来，只有两个孩子，上过本地的高校——毕节学院。

干沟小学的校长周旺，最近很是惶恐。

5个孩子中，12岁的陶中井，是该校六年级学生。另有两个小的孩子，在干沟小学上过一两年学，便辍学回家了。

干沟小学的老师讲，陶家的小孩们大多讲苗寨土话，刚进校时听不懂普通话，跟不上学习，便不爱来了。

陶中井逃学，并非初次；甚至数日不出现，也是常事。同学眼中，陶是个“很厉害”的人，惹不起，陶的座位被安排在第一排中间，却依旧看不住地贪玩。

干沟小学不大，一个班便是一个年级，在籍学生188人。周旺估计，学校里约有1/5学生，算是留守儿童。

镇上、区里和市里最近老是来人。正是学生中午放学的时候，警车开到门口，调查组一进教师办公室，一闭门就是2个小时。

陶中井的班主任郑绍权压力很大，他刚从遵义师范学院毕业不久，9月份才来干沟小学，想不到出了这样的事。周校长说，虽然干沟偏远，但这里的老师很负责，学生在学校能感受到温暖。

说实在话，在如此偏远的山区，能有这样的村小，已属不易。周旺校长觉得学校的营养午餐搞得很不错，和镇上、区里的小学，都是一样的标准，菜单一周一换，这一周，是米饭、肉炒胡萝卜和三鲜汤。书本费和学杂费，早就免了。

但学生若不想上学，学校拦不住。

周校长有本家访记录，学生一旦不来，班主任就要上门去问明情况，敦促学生返校，即便有些学生住得很远，山路4公里，走路要1个小时。

发现陶中井逃学后，校方早就找过陶中井的大伯陶进财。

陶进财发现5个孩子不见了，就给弟弟们打电话，电话那头说：“可能去找亲戚去了吧。”陶家亲戚多，山区人家，相隔甚远，去亲戚家玩，一去好几天，也是常事。

学校找不到人，没法子，“总不能让老师放下教学，专门去找孩子吧。”周旺说，孩子失踪几天后，家里和学校都报了警。

陶进财当时以为，和以往一样，过几天，派出所会把孩子们送回来。

但这一次，孩子们没回来。

陶进财听到消息，痛哭失声。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没有照顾好弟弟们的孩子。他每天都躲出去，天黑才回来，不愿见人，说是去地里干活。山沟沟里梯田层层，云深不知处，有乡镇干部曾看到陶进财傍晚回家，两眼通红。

陶家几兄弟都从广东回来了，但手机关机，家里人联系不上。据说，在市里处理孩子们的后事。

5条生命，影响了很多人。孩子们死后三天，周校长被免了职。同时被免职的，还有海子街镇镇长，镇中心校的校长，七星关区教育局局长、民政局局长；七星关区分管民政和教育的两位副区长停职检查。

周校长难免有些委屈，但他并不申辩些什么。只不过讲起经验教训，他语音一重，郑重其事地说：“这需要学校、社会、家庭三方联动，积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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