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科技车改”后，公车行驶里程减少近一半，实际上也反证了此前公车私用现象确实严重，而目前虽然效果明显，但采用的主要是内部监督方法，能否一以贯之，“曝光”会否在主要领导和一般公务员之间区别对待，都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车改难在向决策者开刀，削减数量是根本

　　国家对于公车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这表明中央政府对“车轮腐败”开刀不手软，但从实践探索来看，推进多年的公车改革并非一蹴而就。

　　曾在国内引起反响的杭州车改，最突出的特点是公车统一上缴，大幅减少数量。两年实践证明，杭州车改节约公务交通费用约30%。此后温州车改似乎力度更大，除省管干部用车、执法执勤用车以外，所有公车“一刀切”，将1400多辆公车全部拍卖处置，并提出了“近程货币化，远程市场化”进行公务用车改革。

　　一些纪检干部及专家认为，公车改革之所以难，就是触及了一些人自身的利益。对少部分“顶风作案”者，如果没有过硬措施予以惩处，时间一长，公车私用很可能重新回潮、蔓延。

　　记者发现，为了规避科技电子眼，仍有一些干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不直接停在高消费场所的门口，而是绕到有办公场所的地方停放。有的公车在“敏感地点”放下领导后，立即开回单位，等领导事完之后再来“接驾”。

　　广州市民反映，过去的公车号牌老百姓能认出来，但近两年新的公车号牌与私车号牌完全没区别，群众监督也难以下手了。

　　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分析，相对于浙江等地启动的以尽可能取消公车、进行货币化补贴的“车改”思路，广州运用技术手段监控“公车姓公”，也是一种路子，确实可以减少公车私用几率。

　　“然而另一些问题值得关注，譬如八千多辆公车都要用技术监控手段，巨大的公车基数决定了必须投入财力才能有效监督，是否也是一种浪费;其次目前通过监控、曝光等监督手段，总体还是内部监督。”叶青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也认为，公车管理不能只依赖技术，关键是要进入外部监督。建议可以为公车贴上“标签”，目前制式车辆已经很少敢于私用，正是因为公众监督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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