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及国徽邮票

　　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但是，作为共和国另外一个重要标志的国徽，却没有在大典中出现。之前设计好挂国徽的天安门城楼两重飞檐之间，只好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为何没能及时诞生？解密历史档案揭开了其中的原委。(本文选自《百年潮》2012年第12期)

　　毛泽东提议：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1949年6月，距离开国大典仅剩3个多月，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而共和国的标志却尚未确定。16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分设6个小组，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其中第六组担负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重任。

　　第六小组组长是博学多才的马叙伦，副组长是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不久，因叶剑英工作忙，又增加沈雁冰(茅盾)任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成员都是中国当时最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

　　7月4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召集人叶剑英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以何种方式为新生的共和国确定标志，叶剑英提议，是不是可以用筹备会的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根据这一提议，7月1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其中对“国徽”的征集要求有三条：(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征求作品的截止日期为8月20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应征来稿总量高达数千。但相比国旗和国歌，国徽的应征作品只有112件，不仅数量少，而且几乎都不能令专家满意。所以，在8月22日召开的第六小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大家兴奋而热烈地讨论完国旗应征作品后，会议主席马叙伦话题一转提出了疑问：“国徽怎么办？”

　　大家翻看着为数不多的作品，纷纷摇头叹气，郑振铎说：“现在看来，一个好的都没有。”张奚若发话：“要不我们再等等看。”梁思成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国徽上一定要把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来，汉、唐有很多东西可供参考。”正好拿起一张图案在端详的沈雁冰和徐悲鸿接过梁思成的话说：“这个徽上的朱雀就很好看。”虽然众说纷纭，但马叙伦还是希望在这次会上能够选出几幅相对较好的，哪怕为以后设计作参考也好。于是大家从中挑出了4幅意见相对集中的，准备交由全组再度审选。在两天后召开的第六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国徽问题仍然丝毫没有进展。针对收到的作品少且无可采用的现状，会议只能无奈地作出“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的决议。因为找不到好的方案，在随后第六小组召开的几次全体会议上，国徽问题都被搁置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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