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是精英主义视野里的当今景观。精英主义源远流长，无论是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等人所标举的早期精英主义，还是韦伯、米尔斯、熊彼特等人所倡导的后期精英主义，尽管众说纷纭，弊端百出，但是，只要人类不能摆脱暴民政治、民粹主义、非理性等等，人类也许仍然无法逃脱精英主义这一宿命的存在状态。

　　当然，在文化多样性愈来愈演化成全球主潮的当今世界，毋庸置疑，精英主义进退维谷，而近代文明主导之下的启蒙传统也不能不陷入深重的困境，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当今数字技术、新媒体产业、全球化的历史性语境中，以文化多样性原理，重构近代启蒙传统，尤其是立足现实，建构启蒙新规范，这也可视之为当今启蒙，或者称之为后启蒙。这一新启蒙规范的建构属于近代启蒙重构之重要一环，也即后文化启蒙。也许，在葛兰西所谓的西方社会，后文化启蒙是社会及其文化转型的主导力量，在中国则是社会和平变革之枢纽所在。

　　从社会实在角度而言，后文化启蒙的社会语境迄今仍然难以逾越近代基本文明传统。19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思想家约翰·密尔以为，何谓自由社会?最为紧要的是，个性自由，一个人可以抵制绝大多数人，乃至整个社会，底线是不可伤及他人。用中国古代经典来讲，也即“己所勿欲，勿施于人”。在近代文明传统的社会及其文化语境中，人类勉为其难地达到这一境界。

　　离开150多年前约翰·密尔一类思想家所讨论的近代社会基本规范，也即个体自由、自治社群、普世权利、民主与法治、科学与理性、市场经济等，后文化启蒙难以想象。

　　当然，对于近代基本文明传统要有所超越，要突破上下凝固的、居高临下的、点对众人的线性精英主义传统。

　　因此，就规范的理念取向而言，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谓的理想王国应该成为引领原理。在当今文化多样性时代，审美自由的、文化多样的、个人与社会和谐的，而非纯粹娱乐的、碎片化热寂的、社会与个人尖锐对立的状况，应该成为引领趋势，由此建构高度社会参与和文化参与的当代网络社会及其交往形式。

　　要而言之，今天，需要在近代基本文明传统推陈出新的过程中，以审美自由与文化多样性引领，建构基于当代网络社会的传统与现代融合之后文化启蒙，包括反传统在内。这一网络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哈贝马斯所谓的话语伦理，注重理性的慎议民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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