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传统文献及人们一般印象中，郑和下西洋以南京附近的苏州刘家河为基地，大多从福建出海的说法，有所出入。更有意思的是，现存极为有限的资料显示，郑和下西洋的随员中，有若干广东籍人士，尤以东莞人居多。

　　扼守粤海咽喉的东莞，与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次海上冒险事业发生联系，既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

　　下西洋的东莞人

　　在明人茅元仪所著《武备志·郑和航海图》中，描绘了广东珠江出海口周边水道及岛屿分布，图中上部可见“东莞所”字样。

　　靠海吃海在商言商

　　除了沿海走私之外，明朝时的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直航东西洋诸国，即今东南亚地区，走私贩私，从贸易中取利。

　　永乐元年(1403年)，刚刚夺权成功的朱棣，改变了其父朱元璋以守为主的对外政策，在北方频频用兵，同时四出遣使，积极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他下旨恢复了洪武年间罢设的广东、福建、浙江三个市舶司，并派宦官为提督加以监察管理。

　　当时海外各国朝贡(其实是以此为名前来做生意)，日本取道浙江，琉球取道福建，安南(今越南)取道广西，南洋多国通常走海路取道广东。因此，广东是明代朝贡贸易的最主要通道与枢纽，广东市舶司也是三市舶司中任务最重、规模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连该市舶司附设招待来使的怀远驿，也是三省驿馆中最大，有各类房舍120间。

　　永乐年间郑和六下西洋之壮举，在明廷官方来说，主要目的是宣扬天朝国威，慑服海外诸藩，客观上却拉动了东南沿海诸港的商船贸易发展，广东自然也大大受益。

　　明代广州人郭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所修《广东通志》中记载：永乐五年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这就是郑和二下西洋，船队从广东启航后，所经国家有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腊、南巫里、故里、柯枝、锡兰等，永乐七年才启程回国。

　　民间史籍记载，永乐一朝，广东官船频频出海，走私活动(也相当活跃，沿海各县平民、官吏和卫所军士，都有参与。粤东海滨，居民跟海盗及成分复杂的“倭寇”，来往密切，甚至窝藏接济，冲击海禁制度。

　　除了沿海走私之外，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直航东西洋诸国，即今东南亚地区，走私贩私，从贸易中取利。现代英国学者卡德在《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一文中称：

　　“到十六世纪末，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贸易中心出现于爪哇、锦石、泗水、饶洞、万丹、日葛礁和其他岛屿(苏门答腊、西婆罗洲)上，这些中国人都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人。”

　　闽粤两地中国商民能大批移民侨居东南亚，在当地站稳脚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郑和下西洋时在那一带为明朝树立的崇高威望。有可靠的文献记载，来自广东的侨民首领，在郑和的认可和支持下，甚至成为旧港“大头目，以主其地”，并传位给子女，俨然称王。这更带动了不少广东商民前来侨居。爪哇的情形也与此类似。

　　前面提到过，东莞县人钟左的父祖钟海清，在郑和首次下西洋时，于旧港“应招率本管头目人船随同来朝，升正千户”。华人移居海外，喜欢聚族而居，本县本府同乡也往往愿意扎堆，钟海清能号令众人来归，很可能他们都是莞籍的乡里乡亲。

　　此外，元朝末年，群雄并起，时任元地方官的东莞人何真，也以东莞、广州为基地，一度凭险而守，割据岭南，后来审时度势，归附明太祖。他麾下很多东莞籍军人被调往南京行在充当卫军，估计就有获选拔随郑和下西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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