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早,“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出现在二､三十年代以蒋光慈､洪灵菲为代表的早期“普罗文学”作品中｡这一叙事模式的出现,一方面是受国际上,特别是苏俄初期“普罗文学”的影响,也体现“五四”时期抒情浪漫文风中“左”倾的痕迹;另一方面,革命浪潮的日益高涨也大大刺激了一些作家创作思维的转变,即作家的内心从以“个人”为本位转为对以“集体”为本位的认同,“革命”观念､“阶级”观念成为想象大众的首要范畴｡因此,“爱情”这一被“五四”作家视为“个性解放”同义词的浪漫而崇高的命题,在30年代作家眼中显然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他们将单纯追求爱情理解为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所以相当一部分作品表露出对耽于情欲而迷失方向(主要指革命方向)的不耻｡反映在具体的叙事作品中,作家们倾力压缩了爱情叙事的“内”空间,而将爱情融入了由政治话语构成的“外”空间｡将爱情与政治,爱情叙事与革命叙事融为一体,而且爱情和革命的等级关系出现了一个叙事学意义上的重大变化,意识形态的外力也给叙事带来了迥异于以往爱情叙事的美学效果｡

　　与30年代“革命+恋爱”叙事模式不同的是,以后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更加强调“宏大叙事”,强调阶级斗争,“革命”与“爱情”已经不能成为担当起结构全篇的叙事重任｡但“革命+恋爱”叙事模式似乎已经成为一条创作潜规则或“情结”,难以摆脱地存在于作家的创作之中,当然,这一条潜流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所充当的历史角色大相径庭｡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浪潮中,绝大多数作品皆从当时权威的政治､意识形态视角出发,揭露极左路线给民众的心理带来的重大创伤｡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试图拆解“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努力将“爱情”挣脱出“革命冲动”的藩篱｡这类作品虽然数量庞大,但多是自我重复性的大同小异的控诉之作,其叙事动机也多是在简单的社会学层面徘徊,而少有深刻探究“文革”缘由､人性失范和精神､情感空洞的力作,更难见强烈诉诸文字符号本身托意隐喻功能的开拓性文本｡文学叙述如何穿透种种遮蔽和迷雾直指历史与个人生活的真相,这不仅需要时间与文学史的双重沉淀,更需要作家独特不凡的思想凝聚和精神能量,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无疑就是这样一部“深入人性的底邃探究罪恶”､“还原”和揭示存在的种种权力关系及其冲突,让叙事解放欲望､以语言狂欢摧毁造作“模式”的“坚硬”力作｡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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