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坚硬如水》这部写于世纪初的长篇小说,堪称近几十年来表达革命与欲望诗学的重要文本,它不仅在叙事话语的美学方面对我们构成了强大的冲击力,而且大胆､激烈地彰显了性､欲望与政治､革命之间的隐蔽关系,它将“文革”梦魇般的生活演绎､转换成动人心魄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想象｡其文本的修辞学意义自不待言,尤其它对“革命+恋爱”模式的戏谑性解构和消解无疑具有革命性意义,它大胆而直接地涉及多年来我们的文学忌讳的革命与性､革命与禁欲主义､理想与个人享乐等敏感的区域,包括这背后所隐匿的复杂的权力关系｡在这里,社会政治权力与经济关系､血缘关系､性关系,革命与性爱关系之间的相互交叉,彼此支持又互为代价,面对个人在政治权力话语和社会权力关系网络中的非理性反抗,阎连科通过个性主体的“疯癫”,既将性演绎为一种新的权力话语狂欢,冲决政治权力话语的坚硬板结,又让欲望形成对“革命”政治权力的有效支持,从而使文本对所谓“革命+恋爱”话语模式实施了实质性解构｡

　　我们看到,《坚硬如水》这部小说的两条叙事线索清晰可辨,一是性爱线,一是革命线或曰政治线｡①可见,“革命”与“爱情”是这部风格奇特的作品所要着力凸现的关键词｡而特别令我们惊奇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当中,用“爱情”(性)来解构“革命”(政治)､用性解构传统生活秩序的小说比比皆是,如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朱文的《我爱美元》等等,但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却是在看似建构“革命+恋爱”叙事模式本身中完成了对其本质性解构的过程,用其自身内部逻辑上的相互矛盾来颠覆自身所存在的合理性,叙事在革命与性欲之间找到了一种和谐的共振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奇妙构思｡有趣的是,这部作品本身的整体布局实际上就是按照“革命+恋爱”叙事模式进行的放纵的､毫无节制的叙述,然而,其背后则隐藏着一条加速理性与情感､现实原则与愉悦间崩溃､分裂或合谋的秘密通道,革命有革命的逻辑,欲望有欲望的合理法则,革命与性之间究竟会有怎样的困局?小说赋予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以革命者的身份,并且两人以革命者的身份走到了一起,甚至他们告别原有生活伴侣的理由竟然也相当一致:高爱军与程桂枝关系的了断也是因为程桂枝无法理解高爱军“革命”的举动而自尽;夏红梅离开程庆东也是由于两人的“理想”相去甚远,她对程庆东的态度带有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普遍鄙夷之情,而程庆东认为夏红梅心系革命事业是一种病——“革命狂魔症”｡所以说,“革命”在《坚硬如水》这部小说中又一次扮演了“红娘”的角色,“革命”与“爱情”也在相互碰撞中放射出激情的火花,其互为动力的结果就是性对“革命”激情的本能性催生｡但是,阎连科毕竟不是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他又如何会让自己的叙述重回“红色经典”的温床?他打开的却是政治革命与身体关系叙事的另一个空间｡我们认为,《坚硬如水》这部作品较以往“革命叙事”最大的突破在于,它以“原欲”为出发点,探究文革生发的原由和荒谬性､人性的变异和灵魂的畸形,“对文革进行了原始与野性的再现,把主人公高爱军和夏红梅的癫狂与痴迷和对革命的高度崇拜及原始情欲都建立在文革的荒诞上｡”②同样,反映在叙事结构中,“原欲”也是一个重要的解构性元素,它消解以革命为名义的爱情的高尚以及用以成就美好爱情的所谓“革命”的正义,不能不承认,小说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颠覆曾由革命与爱情建构起来的政治理性结构及其夸张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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