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坚硬如水》中,阎连科戏谑式地表现了高爱军和夏红梅这一对革命情侣的爱情故事｡他们都愤恨死一般沉寂的程岗镇,他们投身“文化大革命”,他们彼此珍惜对方的革命热忱,仿佛同病相怜的病友(革命狂魔症)般惺惺相惜｡夏红梅肯定高爱军是一块革命的好材料,而高爱军更是以革命为名义向夏红梅发誓:“红梅,不管你信不信,为了你,我死了都要把程岗的革命搞起来,都要把程岗的革命闹成功｡”④可以说,几乎没有谁会像高爱军和夏红梅一样爱得原始､赤裸与鬼魅｡我们非常赞同陈思和在《“文革”书写与恶魔性因素:<坚硬如水>》中将这部作品的内部结构分为“地上”和“地下”两个部分的想法｡“地上”的部分显露着“阳性”特征,充斥着几近所有的宏大的赤色字眼,比如革命､政治､权力､光明､前途等｡它显然是作家故意设置的,用来与文革文学中的革命与爱情叙事建立对应的关系,进而形成戏仿｡“地下”的部分则充满“阴性”的词藻:墓地､遂道､情欲……这一切都是见不得“光”的,无法与“地上”的世界相苛合｡但是,阎连科奇异地将它们扭结在了一起｡革命歌曲所引发的情欲冲动沟通了"地上"和"地下"两个世界,退祛了“革命+恋爱”叙事模式的虚伪诗意,将其还原为更为露骨的“政治与性”的非审美叙事,从而对三十年代来的革命与爱情的同构转化为“政治与性”的交媾进行了颠覆和解构｡

　　正如前文提到的,高爱军幼年丧父以及童年生活的凄凉诱发了他仇恨的心理,进而萌发了借革命这一暴力工具完成他泄恨的内心隐秘｡那么在这里,阎连科又进一步在高爱军的情感生活作出反浪漫､反英雄的表达,将他置于严重的性压抑以及间歇性性无能的尴尬和窘境｡程天民以村干部为诱饵使高爱军“入缀”至程家,娶了丑得令高爱军一见就呕吐的程桂枝｡并且,在这以权欲为基础的婚姻生活中,高爱军无法体验到任何男性的尊严,反而成为生殖的工具,被程桂枝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长期的性压抑更加剧他对整个程岗镇的仇恨｡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或许便不会惊异于他对夏红梅那不眠不倦的情欲以及最终在二程书籍上所进行的略带仪式感的交欢｡当然,高爱军与夏红梅的性爱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高的间歇性性无能时有发作,但“革命”挽救了他,革命歌曲成了他们的催情剂,革命歌曲巨大的政治煽动力竟构成高夏两人勃勃情欲的“利比多”｡革命与爱情,政治与情欲就这样被阎连科搅拌在一起｡伊格尔顿曾经说过:“性的欲望是对社会制度的潜在颠覆,情欲的萌动,形成以及产生都是一种异质的社会构成｡”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阎连科将性与政治纠结在一起,实质上是以性来重新梳理政治的结构,从中以非理性因子提取理性的因子,代之以原欲与冲动,进而达到解构与颠覆权力政治话语的目的｡因此,《坚硬如水》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分析学研究,它把性生产和权力生产问题微妙地叠加起来,重新整合了象征秩序,重新核定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结构｡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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